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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二》最大的特点就是“惨”，而即便是看过刘震云原著小说的观众，也不会对《一九四二》之“惨”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导演冯小刚与编剧刘震云采取了分线叙事的方法，两条主线，一条写灾民逃荒，一条写政府发愁，在片中以逃荒线为主，两线交错，并行发展。
每当故事回到灾民逃荒这条线上，就会进入“惨”到“更惨”再到“惨不忍睹”的剧情逻辑。
以“中国人”为主角的电影，视角向来是俯瞰的，只是态度稍有区别。
比如张艺谋会说“活着就有希望”，陈凯歌会感慨“黄天厚土”，王全安会念叨“白鹿渐行渐远”，贾樟柯则对所有人充满同情。
而冯小刚在《一九四二》中透出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矛盾心理：
先是数落着人们咎由自取，最后又发出“如何是好”的叹息。
《一九四二》中几乎所有中国人都带着瑕疵出场：
有的“举明火”打劫、有的勒索、有的贪污、有的在作秀，有人想用孩子换三升小米，还有人想用三升小米换女人一夜，他们都实实在在，却又都毫无价值。
这有点像今村昌平的《楢山节考》，它们都关于粮食与饥饿，不同之处在于，日本人会把老人丢弃到山上。
而在1942年的中国河南，处于掌控地位的男人，会卖掉那些被支配的亲人，诸如老爹卖女儿，老公卖媳妇，以换取粮食。
当饥饿主宰世界，亲情、道德、习俗与同情心，都会荡然无存。
但《一九四二》是独特的，因为在此之后，整个民族似乎都选择了遗忘。
《一九四二》仅重要人物就有近20个，从蒋介石、日本人、美国记者、神父到地主、佃农，清楚地诠释了这场灾难由天灾变成人祸的来龙去脉。
而在驾驭这20个人物交织成的各条线索时，冯小刚亦表现得沉稳大气，不疾不徐。
冯小刚觉得，张国立很适合演《一九四二》里的地主范殿元，因为他本身是一个草根演员，有做人最基本的善良，经历坎坷，狡猾而不失厚道，也在蹉跎中练就了生存的智慧。
影片中的老东家亦是如此：他原本家境殷实，但时局动荡，灾荒与战争齐发，再富裕的家庭也瞬间变得渺小。
逃荒之初，老东家觉得他们与村民不一样，人家在逃荒，他们是“躲灾”。
路途中，随着粮食被抢、儿媳老伴相继去世、女儿卖身到妓院，周遭也都家破人亡，他终于慢慢沦为灾民的一员。
逃荒路上，他一直有自己的生存法则。
存粮、懂得变通、游说长工栓柱保护自己女儿。
他也有善良厚道的一面，替佃户瞎鹿救急送小米，为赎长工栓柱给法庭送白面。
他曾经对未来的生活充满希望，他对栓柱说，知道将来怎么才能再从灾民变成地主。
但在后期家破人亡只剩下自己时，他又逐渐绝望。
影片结尾处，导演给了这个人物光明的结局，张国立也曾提及结尾处的表演感受：“牵着小女孩一直走的时候，眼泪不停地流。”
《一九四二》是按照情节的先后顺场拍摄的，这种做法比较少见，主要是为了配合演员们从胖到瘦的减肥过程。
张国立在这方面比较吃亏，他属于脸部轮廓并不凌厉的长相，明明身上已经掉了很多肉，但脸上还是没瘦下来。
张国立以前演戏，经常想要给自己加点台词，想多说一点话，但拍摄《一九四二》时却一反常态。
不断靠着饥饿减肥的他总是找到编剧刘震云说“这句话多了”、“这句话不想说”，因为当一个人处在活下去是唯一目标的生存状态之下，说很多话是没有用的。
张国立说：“人在极度饥饿的时候，真的是不想说话，也没有力气说话。”
冯小刚请陈道明出演蒋介石，被多次拒绝。
冯小刚：“你非得来！”
陈道明：“我非不去！”
《一九四二》是陈道明第二次饰演蒋介石，第一次是在电视剧《长征》中，也许冯小刚就是看到了他在《长征》中的表演，才发出了邀请。
但陈道明几次推脱，告知冯小刚先去找，找不到别人了，他再来演。
冯小刚的轴劲儿众所周知，就说找不到，最后陈道明以友情出演的身份，来到剧组拍了十天戏，并象征性地收了点茶水钱。
陈道明其实真的并不想演，从职业的角度来讲，他觉得如果演得特别好，今后再演其他的人物都会受到影响。
所谓深入人心，就是让人印象很深，也会造成一个阴影，那就是会影响演绎其他的人物。
蒋介石是一个特型人物，是一个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不是虚构的。
人们对蒋介石本来就有种印象，然后把这种印象搁到演员身上。
演得好，等于复原了那种印象，让那种印象在深刻上再加深刻，再演别的人物都会被说“像蒋介石”。
但陈道明并不是特型演员，他自认为外形不像蒋介石，演得不好，还不如不演。
因此，除了发型和服装，陈道明拒绝了其他的造型设计，“造什么型啊？本来就不像，你给我左贴一块右贴一块的，还不如不贴呢！就是用原本的天然模样给你演呗。”
事实证明，陈道明多虑了，其实他演的这个版本的蒋介石，不仅没有发生他所担心的事情，反而深得人心，演出了自己的味道，也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长工栓柱在《一九四二》中有两段爱情，他一直暗恋东家的女儿星星，但受过教育的星星却总是对其不屑一顾。
逃荒初期，栓柱对星星呵护备至，甚至在日军的轰炸下为了保护她差点丧命。
但在对栓柱的态度刚刚开始有所改观的时候，星星又决定为了养活家人和自己，卖身为妓女，栓柱眼睁睁看着心上人离去。
悲痛之余，已经成了寡妇的花枝嫁给了栓柱。
第二天，花枝也卖掉自己，为栓柱和孩子换来一袋粮食。
乱世之中，栓柱可以说是最简单纯粹的一个，却也是最顽固不化的一个，他为爱逃荒，在逃荒路上不断经历生离死别，所经历的两段所谓的爱情荒诞又短暂。
他因为信守承诺，在能够逃掉的情况下坚持回原路寻找花枝的子女，后期面对日军的威逼，他甚至为了花枝的一个信物不惜丢掉性命。
这样一个小人物性格鲜明，诉求极其简单，甚至谈不上什么生存之道。
栓柱的这一段戏份，堪称逃荒路上最温暖、却也最悲情的部分。
与其他逃荒者不同，王子文饰演的地主女儿星星除了要忍饥挨饿之外，还要过自己心理上的那一关。
她从养尊处优、独立好强的女学生一步步变身成为忍饥挨饿的灾民。
在见到栓柱掏出饼干的时候，她瞪大眼睛想要吃，但发现后者在利诱她时她又能毫不犹豫转身离去。
她拒绝了一路上保护自己的长工，最终却愿意卖身为妓女。
在面包和爱情的抉择上，她最终选择了现实的那一个。
星星的观念的转变，从一只猫身上可见一斑。
她逃荒路上一直保护自己养的猫，但在嫂子快要生孩子需要杀猫补营养的时候，她终于同意，然后来了句“我也要喝猫汤”。
星星这个角色在极度饥饿的时候已经彻底放下了所有的情爱和尊严，这或许谈不上什么生存智慧，但绝对是那样一个环境下人们最本能的选择。
早在2000年，冯小刚就把《一九四二》的剧本送到李雪健手里，想让他出演片中河南省主席李培基这个角色。
看完剧本，李雪健兴奋地给冯小刚回了个电话：“这可是个巨片啊！”
当时李雪健已经查出患上了鼻咽癌，只是还没对外公布，他没有对冯小刚提及此事，心想离开拍还有一段时间，兴许到时候自己就好了。
只是后来剧本没批下来，《一九四二》搁浅了。
2004年，李雪健病愈，那时他已经可以拍戏了，冯小刚又给了他一版剧本，可惜后面还是没拍成。
第三次的邀请，终于促成了合作。
李雪健完全没想到过了十年，冯小刚居然还在坚持这件事儿，李培基这个角色也一直为他留着。
十年时间，李雪健感觉《一九四二》的剧本真正从故事变成了史诗，“越来越走向一种大气磅礴，里头的含义更深沉了。”
李培基在电影中是一个想为民请愿，关心民众疾苦的官员。
官场那些蝇营狗苟的事他瞧不上，但也没办法，有时候不得不同流合污，又对自己的同流合污感到屈辱和心灰意冷。
其实，李培基这个角色在剧本中并不出彩儿，既没有张国立演的老东家命运坎坷，也不如陈道明演的蒋介石重任在肩。
但是经过李雪健的诠释，这个人物复杂的状态却给人极深的印象。
李培基是民众和政府之间一个积极的人物，他想解决问题，又无能为力。
他是地方大员，但距离“陪都”重庆又有着一段距离，影响力有限，驻守灾区的他是“为民请命”的希望，但他又让百姓的希望无奈地破灭了。
为了演好李培基，李雪健多方寻找资料，并从李培基的家人后代那里了解李培基这个人。
从他一生的经历，李雪健了解到李培基这个人骨子里的东西没变，还是流淌着民族的血液。
只不过他的成长经历和传统教育对他有所影响，比如明知道国民政府的腐败，却没有离开，也体现了他狭隘的忠的一面。
冯小刚对李雪健在《一九四二》的表现用“稳、准、贴切”来概括。
“分粮食”那场戏，看到监视器中气得直哆嗦的李雪健，冯小刚已经分不清他是真生气还是在演戏。
李雪健对李培基这个夹缝中的人物下了很大的功夫，表演的分寸、台词拿捏的味道都让观众对李培基的左右为难感同身受。
在春晚演小品的时候，赵本山说范伟“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就伙夫！”
从此，范围就与厨师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九四二》里，范伟演的就是个厨子，老马。
由于范伟实在是不能完成减肥任务，考虑到老马这个角色的境遇比难民要好一些，冯小刚给他的胖脸定义为“浮肿”后，就没有坚持让他继续减肥。
老马是一个典型的狡黠世故、懂得见风使舵看人下菜碟的小人物。
他会赶车，爱炫耀“我给省长做过饭”。
逃荒开始后，他攒集了一些人组建了“第一战区第九巡回法庭”，赶着一辆马车在逃荒路上帮灾民打官司，从中谋生存。
有一场戏，栓柱被范伟的法庭扣押，为了救人，老东家只有拿出几斤白面。
范伟转脸兴高采烈地对随从说：“今儿中午法庭烙饼”！
虽然由灾民摇身变成官，但老马命运多舛。
当然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所有人都命悬一线。但老马更懂变通，尤其和固执的栓柱相比。
老马在被日本军队俘虏之后，够听话，还颇有几分小机灵，敢在日本人的刀尖上吃肉，才能在乱世之中保住性命。
范伟的幽默感和这个角色本身的诙谐成分相得益彰，成功诠释了草根小人物顽强的求生意识、生存智慧和一丝黑色幽默。
梅甘（蒂姆·罗宾斯饰）、白修德（阿德里安·布劳迪饰）
考虑到《一九四二》这部影片的厚重度，冯小刚请来了两位国际级影帝加盟。
一位是曾主演《肖申克的救赎》的戛纳影帝蒂姆·罗宾斯，另一位是主演过《钢琴师》的奥斯卡影帝阿德里安·布劳迪。
饰演托马斯·梅甘的蒂姆·罗宾斯率先进入摄制组，吸引他来中国拍戏的原因是电影展现的那段历史，而他自己也做足了功课，对于1942年中国和世界的格局有着很清楚的认识。
罗宾斯这样评价《一九四二》：“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电影，又是一个大家都能感动的电影，这是一个人心最黑暗的电影，但是他也是人心最温暖的电影。”
饰演记者白修德的阿德里安·布劳迪拍戏非常认真，每场戏开拍之前，他都会把副导演叫到身边，仔细询问每台机器所要拍摄的景别和运动轨迹。
然后他能记住每一台机器的运动路线，演戏时能照顾到每一台机器，他作为演员的专业性让国内的摄制组汗颜。
阿德里安·布劳迪说：“白修德很伟大，中国的电影人也很伟大，可以勇敢地把那一段故事讲出来。”
参演《一九四二》的经历，布劳迪谦虚地用“荣幸”二字来形容他的感受，戏份多少并不重要，只因这部电影非常真实地还原了那一段历史。
布劳迪似乎和1940年代有着不解之缘，他的代表作《细细的红线》、《钢琴家》都是1940年代的人物故事。
而1940年代对于整个人类来说都是一个悲伤的年代，它时刻提醒着我们自己是那么脆弱。
刚接触剧本时，布劳迪对这段中国的历史只有十分浅显的了解，但这才是拍电影有意思的地方，拍的过程中他了解了很多。
在拍片之前，布劳迪做了关于白修德大量的功课。到了剧组，布劳迪更是随身带一本笔记本，随时记下导演的要求和自己的感受。
他也会针对演员加入自己的意见，但每一个调整都会和导演商量，比如白修德会说一些中文“驴给你，相机，不能吃”，也是商量出来的结果。
也许是身份的原因，抑或是演了太多1940年代的电影，布劳迪对于影片的看法和国内许多观众并不相同。
对于《一九四二》里的故事，布劳迪认为，在如此黑暗和痛苦的时期，人性是可以升华的。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积极向上的电影，并没有那么压抑，因为历史就是这样的。”
《一九四二》采用同期声录音，这两位影帝每到需要中文发音的镜头都紧张，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要求都非常高，导演冯小刚则非常耐心地去教他们发音。
他们两位从来没有合作过，但对于艺术的追求却是一致的。
他们给剧组内中国演员印象最深的，是这两位大腕来中国的目的之单纯，他们就是来拍戏的。
国内演员们曾私底下议论纷纷，咱们的明星出门都带七、八个人，他们好莱坞大明星不得带上五十多个啊，可让他们出乎意料的是，这两个人都是一个人来的中国，没有带一个跟班、助理、随从。
与国际明星的合作，尽管沟通事宜稍显繁琐，但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而他们的敬业精神和专业素养，也让国内的一众电影人受益匪浅。
早在1993年，冯小刚就有了拍《一九四二》的想法，也是在那一年，他认识了徐帆，当时他就认为徐帆是花枝的最理想人选。
20年后，《一九四二》上映了，花枝成为片中极其出彩和令人震撼的角色。
花枝是佃户瞎鹿的媳妇，上有老下有小，逃荒路上所做出的一切都是为了儿女能够活下去。
影片开场，少东家将前来借粮的花枝堵在房里欲图不轨，花枝拼死抵抗，给粮都不从。
而逃荒路上，眼见饿殍遍野，花枝为了长工栓柱的饼干，放话愿意跟他睡。
后半程弹尽粮绝，花枝在与栓柱仓促结为夫妻之后将自己卖掉，换来的粮食交给栓柱，嘱咐他绝对不能卖孩子。
这一幕，所有人看了都会动容。
花枝的母亲身份，让她一开始并没有为食物而折腰，但在逃荒过程中为了儿女的生存问题她又必须放下身段，甚至抛掉尊严。
花枝的状态，就是人类在维持最低生存限度时最自然最本能的反应。
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之下，相比受过教育的地主女儿星星略带清高的反应，花枝则更能彰显社会底层小人物简单、质朴的诉求和特质。
《只有芸知道》的故事原型人物张述，曾在《一九四二》中饰演贪官董家耀。
他让董家耀这个角色流露出了“杠杆支点”的重要作用，同样是底层官员，董家耀在饥荒之年中饱私囊，接受贿赂，却还假慈悲地说着“是不是有点过分”。
由这个前线军需官的口中，能够看出这样一群官员上瞒下骗的为官之道。
董家耀和阿德里安·布劳迪饰演的白修德有对手戏，由于会说英文，冯小刚安排他来演这个角色。
轧道车上，白修德问道：“这么大的灾害仅仅是由于干旱导致的？这里有这么多的难民。”
董家耀当时想了一下，说：“蚂蚱，关键是蚂蚱！”
因为他在编瞎话，所以在回答之前有一个想的过程。
只是这种想的过程并没有用于为国效力、为民请命，而只是为了糊弄一名善良、正直的外国记者。
有意思的是，他想出的这个答案也并非不正确，蚂蚱的确是存在的，也成了灾。
它们冷漠无情，所到之处皆被洗劫一空，而他自己就是其中一员。
灾民的逃荒路上，张涵予饰演的神职人员安西满在为饿死的人祈祷，但落下的却是日本人的炸弹。
安西满是个牧师，中国乡村的牧师，实际上他也是河南农民，是一个非常虔诚的非常相信上帝的教徒。
他游走于乡村之间，告诉大家“要信主，当有灾难或者坎坷的时候，主都会在你身边”，他要把这个理念传给广大农民。
就是这样一个人，跟着灾民一路走下来，看到了那么多的人饿死在逃荒路上，日本人还来轰炸，他的信仰几近破灭了。
于是他产生了怀疑，跑到神父前问：“这里发生的一切主知道么？”神父梅甘也不知作何回答，只说这一切都是魔鬼干的。
安西满不解，上帝为什么总干不过魔鬼呢？那信他干吗呀？
安西满努力奋斗的一切崩塌了，所以精神就垮了，于是他就找魔鬼，后来就与上帝越来越远，与灾民越来越近。
所有造成这一切的都是粮食，粮食就是魔鬼。
逃荒路上，众人都在寻求粮食的补给，而他所寻求的是神的救赎和心灵的慰藉。
如果说安西满这个人物有什么生存之道，那可能就是一路上都在坚持的信仰让他不断坚信，信主就能够改变现状、拯救难民。
只可惜他一路上传教布道，却见证更多的生离死别。
他跪地祈祷神能降临拯救众生，最后祈祷下来的却是一颗炮弹。
面对灾民们在生理上的折磨和痛苦，安西满更多的是在承受心灵上的煎熬和困境。
现实的残酷令他的信仰逐渐坍塌，最终希望破灭。
张涵予觉得，“这个角色很有意思，我以前从来没演过，在这种灾难面前，可以暴露出人性的弱点或光芒。”
因角色要求，张涵予还要学习河南话，唱豫剧，以及说河南腔的英语，丰富的人物特点让他过足戏瘾。
可惜的是，因为牧师和教堂的这条线与逃荒主线的关系并不是十分紧密，所以张涵予和蒂姆·罗宾的很多戏份都被冯小刚删掉了。
瞎鹿，是地主范殿元家的佃户，家穷负担重。
饥荒爆发之后，他拖儿带女走上逃荒路。
这个人物，所有的一切举动都是围绕着吃。
女儿问他啥叫逃荒，他会回答“出门寻吃的，就叫逃荒”；
为了给病重的老母亲买药、给家人寻口吃的，他不惜卖女儿。
作为社会底层最普通的农民，瞎鹿木讷迟钝，却精于算计，自私自利，但全都是为了生存，想法非常实际。
瞎鹿去追惊驴，发现驴被国民党大兵杀了，他前去讨肉，没想到一下子被闷在了热锅里。
瞎鹿的结局显而易见，他并不是饿死的，然而和片中其他因饥饿而死的人物一样，他的死，也是悄无声息的。
白修德骑着驴在灾民眼前晃过，被栓柱看到，饿红了眼的老东家决定晚上去偷驴，怕人手不够，还叫上了得力帮手瞎鹿。
这一点，可以从花枝后来的话中看出，等了三天不见瞎鹿回来，花枝埋怨是老东家和栓柱害死了他。
其实花枝并无道理，在当时的状况下，即便老东家不叫他，瞎鹿也会自己跟着去的。
自己和家人的饥饿，已经把瞎鹿逼到绝境，连自己的女儿他都想以两升半小米卖掉，偷个驴又算得了什么呢？
说来道去，花枝无非是因为没有了依靠，不知如何是好了。
整部影片，冯小刚都没有任何给人希望的意思，和刘震云的原著相比，变换为影像的《一九四二》，更加让人思绪低沉。
当观众以为灾民们终于可以吃上一顿驴肉缓解饥饿的时候，驴惊了，跑了，瞎鹿也死了；
一次次的等不到救济，连灾民的身份都无法确立；
好不容易逃到了陕西，老东家却把孙子捂死了。
冯小刚的导筒像是一个水壶，总是把刚刚燃起的希望浇熄，这也是很多人不喜欢看这部电影的原因。
然而，《一九四二》是一部充满敬畏与悲悯的电影，它敬畏的是那些苦难中无辜的逝者，悲悯的是被饥饿和苦难伤害的人性。
但悲悯不代表遗忘，反而意味着要让苦难的历史，在当下的公共记忆中复活。
人类不能依靠上帝来清除邪恶，只有自己站出来不断抗争，才可能让同样的邪恶与伤害不再发生在其他人身上。
所以，《一九四二》表现出一种沉思者的气质，演员的表演也克制而准确，这种对苦难和人性的审视，像是在为那些无辜的死者寻找第二次生命。
那些在饥饿中死去的人，通过这些影像似乎才可能摆脱曾经的苦难重负。
影片讲述的事情，已经整整过去80年。
这是一部带着创痛、饥饿和血泪的电影，或许只有当我们重新感受这些在苦难重压下人性的尊严，重新感受他们的痛苦、绝望与恐惧时，才能明白正义、敬畏与悲悯的重要。
因此《一九四二》更像是在代表历史和今天的人们，向当年所有无辜的死难者做出的一个道歉。
压抑的确是《一九四二》的主基调，冯小刚骨子里的幽默感也无法勾调掉它的粘稠。
当我们通过电影重新正视那段历史时，压抑的感受渐渐变成了聊胜于无的歉意，但也正如布劳迪所说，我们要做的应该是从历史中学习，不要让历史再次重演。
@印记电影在虎扑影视区原创发布，喜欢的JRs烦请点个关注^_^
《一九四二》最大的特点就是“惨”，而即便是看过刘震云原著小说的观众，也不会对《一九四二》之“惨”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导演冯小刚与编剧刘震云采取了分线叙事的方法，两条主线，一条写灾民逃荒，一条写政府发愁，在片中以逃荒线为主，两线交错，并行发展。
每当故事回到灾民逃荒这条线上，就会进入“惨”到“更惨”再到“惨不忍睹”的剧情逻辑。
以“中国人”为主角的电影，视角向来是俯瞰的，只是态度稍有区别。
比如张艺谋会说“活着就有希望”，陈凯歌会感慨“黄天厚土”，王全安会念叨“白鹿渐行渐远”，贾樟柯则对所有人充满同情。
而冯小刚在《一九四二》中透出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矛盾心理：
先是数落着人们咎由自取，最后又发出“如何是好”的叹息。
《一九四二》中几乎所有中国人都带着瑕疵出场：
有的“举明火”打劫、有的勒索、有的贪污、有的在作秀，有人想用孩子换三升小米，还有人想用三升小米换女人一夜，他们都实实在在，却又都毫无价值。
这有点像今村昌平的《楢山节考》，它们都关于粮食与饥饿，不同之处在于，日本人会把老人丢弃到山上。
而在1942年的中国河南，处于掌控地位的男人，会卖掉那些被支配的亲人，诸如老爹卖女儿，老公卖媳妇，以换取粮食。
当饥饿主宰世界，亲情、道德、习俗与同情心，都会荡然无存。
但《一九四二》是独特的，因为在此之后，整个民族似乎都选择了遗忘。
《一九四二》仅重要人物就有近20个，从蒋介石、日本人、美国记者、神父到地主、佃农，清楚地诠释了这场灾难由天灾变成人祸的来龙去脉。
而在驾驭这20个人物交织成的各条线索时，冯小刚亦表现得沉稳大气，不疾不徐。
冯小刚觉得，张国立很适合演《一九四二》里的地主范殿元，因为他本身是一个草根演员，有做人最基本的善良，经历坎坷，狡猾而不失厚道，也在蹉跎中练就了生存的智慧。
影片中的老东家亦是如此：他原本家境殷实，但时局动荡，灾荒与战争齐发，再富裕的家庭也瞬间变得渺小。
逃荒之初，老东家觉得他们与村民不一样，人家在逃荒，他们是“躲灾”。
路途中，随着粮食被抢、儿媳老伴相继去世、女儿卖身到妓院，周遭也都家破人亡，他终于慢慢沦为灾民的一员。
逃荒路上，他一直有自己的生存法则。
存粮、懂得变通、游说长工栓柱保护自己女儿。
他也有善良厚道的一面，替佃户瞎鹿救急送小米，为赎长工栓柱给法庭送白面。
他曾经对未来的生活充满希望，他对栓柱说，知道将来怎么才能再从灾民变成地主。
但在后期家破人亡只剩下自己时，他又逐渐绝望。
影片结尾处，导演给了这个人物光明的结局，张国立也曾提及结尾处的表演感受：“牵着小女孩一直走的时候，眼泪不停地流。”
《一九四二》是按照情节的先后顺场拍摄的，这种做法比较少见，主要是为了配合演员们从胖到瘦的减肥过程。
张国立在这方面比较吃亏，他属于脸部轮廓并不凌厉的长相，明明身上已经掉了很多肉，但脸上还是没瘦下来。
张国立以前演戏，经常想要给自己加点台词，想多说一点话，但拍摄《一九四二》时却一反常态。
不断靠着饥饿减肥的他总是找到编剧刘震云说“这句话多了”、“这句话不想说”，因为当一个人处在活下去是唯一目标的生存状态之下，说很多话是没有用的。
张国立说：“人在极度饥饿的时候，真的是不想说话，也没有力气说话。”
冯小刚请陈道明出演蒋介石，被多次拒绝。
冯小刚：“你非得来！”
陈道明：“我非不去！”
《一九四二》是陈道明第二次饰演蒋介石，第一次是在电视剧《长征》中，也许冯小刚就是看到了他在《长征》中的表演，才发出了邀请。
但陈道明几次推脱，告知冯小刚先去找，找不到别人了，他再来演。
冯小刚的轴劲儿众所周知，就说找不到，最后陈道明以友情出演的身份，来到剧组拍了十天戏，并象征性地收了点茶水钱。
陈道明其实真的并不想演，从职业的角度来讲，他觉得如果演得特别好，今后再演其他的人物都会受到影响。
所谓深入人心，就是让人印象很深，也会造成一个阴影，那就是会影响演绎其他的人物。
蒋介石是一个特型人物，是一个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不是虚构的。
人们对蒋介石本来就有种印象，然后把这种印象搁到演员身上。
演得好，等于复原了那种印象，让那种印象在深刻上再加深刻，再演别的人物都会被说“像蒋介石”。
但陈道明并不是特型演员，他自认为外形不像蒋介石，演得不好，还不如不演。
因此，除了发型和服装，陈道明拒绝了其他的造型设计，“造什么型啊？本来就不像，你给我左贴一块右贴一块的，还不如不贴呢！就是用原本的天然模样给你演呗。”
事实证明，陈道明多虑了，其实他演的这个版本的蒋介石，不仅没有发生他所担心的事情，反而深得人心，演出了自己的味道，也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长工栓柱在《一九四二》中有两段爱情，他一直暗恋东家的女儿星星，但受过教育的星星却总是对其不屑一顾。
逃荒初期，栓柱对星星呵护备至，甚至在日军的轰炸下为了保护她差点丧命。
但在对栓柱的态度刚刚开始有所改观的时候，星星又决定为了养活家人和自己，卖身为妓女，栓柱眼睁睁看着心上人离去。
悲痛之余，已经成了寡妇的花枝嫁给了栓柱。
第二天，花枝也卖掉自己，为栓柱和孩子换来一袋粮食。
乱世之中，栓柱可以说是最简单纯粹的一个，却也是最顽固不化的一个，他为爱逃荒，在逃荒路上不断经历生离死别，所经历的两段所谓的爱情荒诞又短暂。
他因为信守承诺，在能够逃掉的情况下坚持回原路寻找花枝的子女，后期面对日军的威逼，他甚至为了花枝的一个信物不惜丢掉性命。
这样一个小人物性格鲜明，诉求极其简单，甚至谈不上什么生存之道。
栓柱的这一段戏份，堪称逃荒路上最温暖、却也最悲情的部分。
与其他逃荒者不同，王子文饰演的地主女儿星星除了要忍饥挨饿之外，还要过自己心理上的那一关。
她从养尊处优、独立好强的女学生一步步变身成为忍饥挨饿的灾民。
在见到栓柱掏出饼干的时候，她瞪大眼睛想要吃，但发现后者在利诱她时她又能毫不犹豫转身离去。
她拒绝了一路上保护自己的长工，最终却愿意卖身为妓女。
在面包和爱情的抉择上，她最终选择了现实的那一个。
星星的观念的转变，从一只猫身上可见一斑。
她逃荒路上一直保护自己养的猫，但在嫂子快要生孩子需要杀猫补营养的时候，她终于同意，然后来了句“我也要喝猫汤”。
星星这个角色在极度饥饿的时候已经彻底放下了所有的情爱和尊严，这或许谈不上什么生存智慧，但绝对是那样一个环境下人们最本能的选择。
早在2000年，冯小刚就把《一九四二》的剧本送到李雪健手里，想让他出演片中河南省主席李培基这个角色。
看完剧本，李雪健兴奋地给冯小刚回了个电话：“这可是个巨片啊！”
当时李雪健已经查出患上了鼻咽癌，只是还没对外公布，他没有对冯小刚提及此事，心想离开拍还有一段时间，兴许到时候自己就好了。
只是后来剧本没批下来，《一九四二》搁浅了。
2004年，李雪健病愈，那时他已经可以拍戏了，冯小刚又给了他一版剧本，可惜后面还是没拍成。
第三次的邀请，终于促成了合作。
李雪健完全没想到过了十年，冯小刚居然还在坚持这件事儿，李培基这个角色也一直为他留着。
十年时间，李雪健感觉《一九四二》的剧本真正从故事变成了史诗，“越来越走向一种大气磅礴，里头的含义更深沉了。”
李培基在电影中是一个想为民请愿，关心民众疾苦的官员。
官场那些蝇营狗苟的事他瞧不上，但也没办法，有时候不得不同流合污，又对自己的同流合污感到屈辱和心灰意冷。
其实，李培基这个角色在剧本中并不出彩儿，既没有张国立演的老东家命运坎坷，也不如陈道明演的蒋介石重任在肩。
但是经过李雪健的诠释，这个人物复杂的状态却给人极深的印象。
李培基是民众和政府之间一个积极的人物，他想解决问题，又无能为力。
他是地方大员，但距离“陪都”重庆又有着一段距离，影响力有限，驻守灾区的他是“为民请命”的希望，但他又让百姓的希望无奈地破灭了。
为了演好李培基，李雪健多方寻找资料，并从李培基的家人后代那里了解李培基这个人。
从他一生的经历，李雪健了解到李培基这个人骨子里的东西没变，还是流淌着民族的血液。
只不过他的成长经历和传统教育对他有所影响，比如明知道国民政府的腐败，却没有离开，也体现了他狭隘的忠的一面。
冯小刚对李雪健在《一九四二》的表现用“稳、准、贴切”来概括。
“分粮食”那场戏，看到监视器中气得直哆嗦的李雪健，冯小刚已经分不清他是真生气还是在演戏。
李雪健对李培基这个夹缝中的人物下了很大的功夫，表演的分寸、台词拿捏的味道都让观众对李培基的左右为难感同身受。
在春晚演小品的时候，赵本山说范伟“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就伙夫！”
从此，范围就与厨师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九四二》里，范伟演的就是个厨子，老马。
由于范伟实在是不能完成减肥任务，考虑到老马这个角色的境遇比难民要好一些，冯小刚给他的胖脸定义为“浮肿”后，就没有坚持让他继续减肥。
老马是一个典型的狡黠世故、懂得见风使舵看人下菜碟的小人物。
他会赶车，爱炫耀“我给省长做过饭”。
逃荒开始后，他攒集了一些人组建了“第一战区第九巡回法庭”，赶着一辆马车在逃荒路上帮灾民打官司，从中谋生存。
有一场戏，栓柱被范伟的法庭扣押，为了救人，老东家只有拿出几斤白面。
范伟转脸兴高采烈地对随从说：“今儿中午法庭烙饼”！
虽然由灾民摇身变成官，但老马命运多舛。
当然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所有人都命悬一线。但老马更懂变通，尤其和固执的栓柱相比。
老马在被日本军队俘虏之后，够听话，还颇有几分小机灵，敢在日本人的刀尖上吃肉，才能在乱世之中保住性命。
范伟的幽默感和这个角色本身的诙谐成分相得益彰，成功诠释了草根小人物顽强的求生意识、生存智慧和一丝黑色幽默。
梅甘（蒂姆·罗宾斯饰）、白修德（阿德里安·布劳迪饰）
考虑到《一九四二》这部影片的厚重度，冯小刚请来了两位国际级影帝加盟。
一位是曾主演《肖申克的救赎》的戛纳影帝蒂姆·罗宾斯，另一位是主演过《钢琴师》的奥斯卡影帝阿德里安·布劳迪。
饰演托马斯·梅甘的蒂姆·罗宾斯率先进入摄制组，吸引他来中国拍戏的原因是电影展现的那段历史，而他自己也做足了功课，对于1942年中国和世界的格局有着很清楚的认识。
罗宾斯这样评价《一九四二》：“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电影，又是一个大家都能感动的电影，这是一个人心最黑暗的电影，但是他也是人心最温暖的电影。”
饰演记者白修德的阿德里安·布劳迪拍戏非常认真，每场戏开拍之前，他都会把副导演叫到身边，仔细询问每台机器所要拍摄的景别和运动轨迹。
然后他能记住每一台机器的运动路线，演戏时能照顾到每一台机器，他作为演员的专业性让国内的摄制组汗颜。
阿德里安·布劳迪说：“白修德很伟大，中国的电影人也很伟大，可以勇敢地把那一段故事讲出来。”
参演《一九四二》的经历，布劳迪谦虚地用“荣幸”二字来形容他的感受，戏份多少并不重要，只因这部电影非常真实地还原了那一段历史。
布劳迪似乎和1940年代有着不解之缘，他的代表作《细细的红线》、《钢琴家》都是1940年代的人物故事。
而1940年代对于整个人类来说都是一个悲伤的年代，它时刻提醒着我们自己是那么脆弱。
刚接触剧本时，布劳迪对这段中国的历史只有十分浅显的了解，但这才是拍电影有意思的地方，拍的过程中他了解了很多。
在拍片之前，布劳迪做了关于白修德大量的功课。到了剧组，布劳迪更是随身带一本笔记本，随时记下导演的要求和自己的感受。
他也会针对演员加入自己的意见，但每一个调整都会和导演商量，比如白修德会说一些中文“驴给你，相机，不能吃”，也是商量出来的结果。
也许是身份的原因，抑或是演了太多1940年代的电影，布劳迪对于影片的看法和国内许多观众并不相同。
对于《一九四二》里的故事，布劳迪认为，在如此黑暗和痛苦的时期，人性是可以升华的。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积极向上的电影，并没有那么压抑，因为历史就是这样的。”
《一九四二》采用同期声录音，这两位影帝每到需要中文发音的镜头都紧张，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要求都非常高，导演冯小刚则非常耐心地去教他们发音。
他们两位从来没有合作过，但对于艺术的追求却是一致的。
他们给剧组内中国演员印象最深的，是这两位大腕来中国的目的之单纯，他们就是来拍戏的。
国内演员们曾私底下议论纷纷，咱们的明星出门都带七、八个人，他们好莱坞大明星不得带上五十多个啊，可让他们出乎意料的是，这两个人都是一个人来的中国，没有带一个跟班、助理、随从。
与国际明星的合作，尽管沟通事宜稍显繁琐，但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而他们的敬业精神和专业素养，也让国内的一众电影人受益匪浅。
早在1993年，冯小刚就有了拍《一九四二》的想法，也是在那一年，他认识了徐帆，当时他就认为徐帆是花枝的最理想人选。
20年后，《一九四二》上映了，花枝成为片中极其出彩和令人震撼的角色。
花枝是佃户瞎鹿的媳妇，上有老下有小，逃荒路上所做出的一切都是为了儿女能够活下去。
影片开场，少东家将前来借粮的花枝堵在房里欲图不轨，花枝拼死抵抗，给粮都不从。
而逃荒路上，眼见饿殍遍野，花枝为了长工栓柱的饼干，放话愿意跟他睡。
后半程弹尽粮绝，花枝在与栓柱仓促结为夫妻之后将自己卖掉，换来的粮食交给栓柱，嘱咐他绝对不能卖孩子。
这一幕，所有人看了都会动容。
花枝的母亲身份，让她一开始并没有为食物而折腰，但在逃荒过程中为了儿女的生存问题她又必须放下身段，甚至抛掉尊严。
花枝的状态，就是人类在维持最低生存限度时最自然最本能的反应。
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之下，相比受过教育的地主女儿星星略带清高的反应，花枝则更能彰显社会底层小人物简单、质朴的诉求和特质。
《只有芸知道》的故事原型人物张述，曾在《一九四二》中饰演贪官董家耀。
他让董家耀这个角色流露出了“杠杆支点”的重要作用，同样是底层官员，董家耀在饥荒之年中饱私囊，接受贿赂，却还假慈悲地说着“是不是有点过分”。
由这个前线军需官的口中，能够看出这样一群官员上瞒下骗的为官之道。
董家耀和阿德里安·布劳迪饰演的白修德有对手戏，由于会说英文，冯小刚安排他来演这个角色。
轧道车上，白修德问道：“这么大的灾害仅仅是由于干旱导致的？这里有这么多的难民。”
董家耀当时想了一下，说：“蚂蚱，关键是蚂蚱！”
因为他在编瞎话，所以在回答之前有一个想的过程。
只是这种想的过程并没有用于为国效力、为民请命，而只是为了糊弄一名善良、正直的外国记者。
有意思的是，他想出的这个答案也并非不正确，蚂蚱的确是存在的，也成了灾。
它们冷漠无情，所到之处皆被洗劫一空，而他自己就是其中一员。
灾民的逃荒路上，张涵予饰演的神职人员安西满在为饿死的人祈祷，但落下的却是日本人的炸弹。
安西满是个牧师，中国乡村的牧师，实际上他也是河南农民，是一个非常虔诚的非常相信上帝的教徒。
他游走于乡村之间，告诉大家“要信主，当有灾难或者坎坷的时候，主都会在你身边”，他要把这个理念传给广大农民。
就是这样一个人，跟着灾民一路走下来，看到了那么多的人饿死在逃荒路上，日本人还来轰炸，他的信仰几近破灭了。
于是他产生了怀疑，跑到神父前问：“这里发生的一切主知道么？”神父梅甘也不知作何回答，只说这一切都是魔鬼干的。
安西满不解，上帝为什么总干不过魔鬼呢？那信他干吗呀？
安西满努力奋斗的一切崩塌了，所以精神就垮了，于是他就找魔鬼，后来就与上帝越来越远，与灾民越来越近。
所有造成这一切的都是粮食，粮食就是魔鬼。
逃荒路上，众人都在寻求粮食的补给，而他所寻求的是神的救赎和心灵的慰藉。
如果说安西满这个人物有什么生存之道，那可能就是一路上都在坚持的信仰让他不断坚信，信主就能够改变现状、拯救难民。
只可惜他一路上传教布道，却见证更多的生离死别。
他跪地祈祷神能降临拯救众生，最后祈祷下来的却是一颗炮弹。
面对灾民们在生理上的折磨和痛苦，安西满更多的是在承受心灵上的煎熬和困境。
现实的残酷令他的信仰逐渐坍塌，最终希望破灭。
张涵予觉得，“这个角色很有意思，我以前从来没演过，在这种灾难面前，可以暴露出人性的弱点或光芒。”
因角色要求，张涵予还要学习河南话，唱豫剧，以及说河南腔的英语，丰富的人物特点让他过足戏瘾。
可惜的是，因为牧师和教堂的这条线与逃荒主线的关系并不是十分紧密，所以张涵予和蒂姆·罗宾的很多戏份都被冯小刚删掉了。
瞎鹿，是地主范殿元家的佃户，家穷负担重。
饥荒爆发之后，他拖儿带女走上逃荒路。
这个人物，所有的一切举动都是围绕着吃。
女儿问他啥叫逃荒，他会回答“出门寻吃的，就叫逃荒”；
为了给病重的老母亲买药、给家人寻口吃的，他不惜卖女儿。
作为社会底层最普通的农民，瞎鹿木讷迟钝，却精于算计，自私自利，但全都是为了生存，想法非常实际。
瞎鹿去追惊驴，发现驴被国民党大兵杀了，他前去讨肉，没想到一下子被闷在了热锅里。
瞎鹿的结局显而易见，他并不是饿死的，然而和片中其他因饥饿而死的人物一样，他的死，也是悄无声息的。
白修德骑着驴在灾民眼前晃过，被栓柱看到，饿红了眼的老东家决定晚上去偷驴，怕人手不够，还叫上了得力帮手瞎鹿。
这一点，可以从花枝后来的话中看出，等了三天不见瞎鹿回来，花枝埋怨是老东家和栓柱害死了他。
其实花枝并无道理，在当时的状况下，即便老东家不叫他，瞎鹿也会自己跟着去的。
自己和家人的饥饿，已经把瞎鹿逼到绝境，连自己的女儿他都想以两升半小米卖掉，偷个驴又算得了什么呢？
说来道去，花枝无非是因为没有了依靠，不知如何是好了。
整部影片，冯小刚都没有任何给人希望的意思，和刘震云的原著相比，变换为影像的《一九四二》，更加让人思绪低沉。
当观众以为灾民们终于可以吃上一顿驴肉缓解饥饿的时候，驴惊了，跑了，瞎鹿也死了；
一次次的等不到救济，连灾民的身份都无法确立；
好不容易逃到了陕西，老东家却把孙子捂死了。
冯小刚的导筒像是一个水壶，总是把刚刚燃起的希望浇熄，这也是很多人不喜欢看这部电影的原因。
然而，《一九四二》是一部充满敬畏与悲悯的电影，它敬畏的是那些苦难中无辜的逝者，悲悯的是被饥饿和苦难伤害的人性。
但悲悯不代表遗忘，反而意味着要让苦难的历史，在当下的公共记忆中复活。
人类不能依靠上帝来清除邪恶，只有自己站出来不断抗争，才可能让同样的邪恶与伤害不再发生在其他人身上。
所以，《一九四二》表现出一种沉思者的气质，演员的表演也克制而准确，这种对苦难和人性的审视，像是在为那些无辜的死者寻找第二次生命。
那些在饥饿中死去的人，通过这些影像似乎才可能摆脱曾经的苦难重负。
影片讲述的事情，已经整整过去80年。
这是一部带着创痛、饥饿和血泪的电影，或许只有当我们重新感受这些在苦难重压下人性的尊严，重新感受他们的痛苦、绝望与恐惧时，才能明白正义、敬畏与悲悯的重要。
因此《一九四二》更像是在代表历史和今天的人们，向当年所有无辜的死难者做出的一个道歉。
压抑的确是《一九四二》的主基调，冯小刚骨子里的幽默感也无法勾调掉它的粘稠。
当我们通过电影重新正视那段历史时，压抑的感受渐渐变成了聊胜于无的歉意，但也正如布劳迪所说，我们要做的应该是从历史中学习，不要让历史再次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