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抱了抱产房存放的小孩，轻声地让姑娘用沾湿的棉签湿润小孩的双唇，小孩疲惫地微微开启重重的眼皮，双眼微微上翻。”

“旁边的产科教授说这是严重的脱水表现，小孩已经不行了，有严重的低糖缺氧症状，我还是坚持问了问再送NICU新生儿监护室来得及吗？教授摇摇头说不行。”

“姑娘熟练地整理着小孩的包被，轻松地说这小家伙特别安静，明天，明天就会走了，已经够坚强的了，坚持了五天，唉，小女孩父母真狠心。”

“这是我最后看小孩一眼，第二天早上，姑娘打电话给我，说小孩不哭不闹安静地走了。我无法原谅自己，我没有来得及救她，我还抱过她，她还看了我一眼。”贾医生一脸悲戚地重复他想说完的故事，又特别加重强调“她还看了我一眼”。

这是贾医生最为悲伤的故事，每每有人提起这个存活了127小时的婴儿故事，贾医生无不痛哭流涕，自责未能挽救于万一，听众无不动容。

1 为什么要让这引产出来没屁眼的女娃还活着

这个故事发生在那个十月的该死的三甲医院评审周。

贾医生像往常那样在周末的下午去游泳馆游泳。“贾医生吗，你可以回医院或安排同事到医院来一趟吗，我这边事情很棘手。”。

作为纠纷办负责人，贾医生一直都是24小时开机，希望有机会可以帮到临床同事。当然也有临床同事，事无巨细地耗费贾医生的时间。而这个电话是外籍的产科教授亲自打来。

“现在产房有个女婴，是今天凌晨顺利出生的，有先天性的畸形肠道闭锁，就是没屁眼无法排便，父母原来打算生下来的，32周了，我是做产前诊断的，原本联系了小儿外科做手术治疗，但手术也是有风险的。后来父母又说不要了，要求引产。“

”问题是引产本来要用利凡诺引产的，可是我们的医生不忍心，没有用利凡诺 ，结果现在引产出来的是活婴。”

“父母现在纠集了几个家属，要求医生一定要杀死小孩，不让喂小孩水和奶，事情不能过今晚。小孩已经出生17个小时。我就是想问问，这个事情现在怎么办？”产科教授很谦卑地也很谨慎地把事情原委说了一遍。

贾医生顿时来了精神，负责纠纷办那么多年都没有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倒是在新闻里听说过一个医院的儿科医生救活了一个出生几天被家长放弃的先天性遗传缺陷疾病婴儿，结果被婴儿父亲打坏了鼻子并成了被告。这是一个严肃的伦理问题。

“教授，我回到医院需要2小时，我会先行安排我的同事立即返回医院。“

”我的建议是立即报警，以父母遗弃小孩为由请求警方出警。我的同事会协助产科同事与婴儿父母在纠纷办会客室协商事情的解决办法。”

”现在应立即将小孩转移至新生儿科好生照料，给予喂糖水喂饮用奶，保持婴儿得到恰当的照顾。我也会立即联络医院顾问律师以及保险顾问，请教事情的解决办法。”

贾医生的职业敏感让其意识到这事远非婴儿是否有先天性缺陷疾病这么简单。

2 她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医院顾问律师很快回电告知贾医生，必须保证婴儿得到合适恰当的照顾，不然会涉及谋杀的指控，必要时寻求警方的协助。保险顾问则是从事件处理角度要求给婴儿喂养，尽快提供先天性缺陷疾病的评估，这有可能是一个巨额的索赔。

贾医生已经得到返院同事的汇报，准备安排会客室与家属见面，但家属情绪逐渐失去控制，需要更多保安在场维持秩序等等，关于贾医生要求的报警受到产科同事的阻止，认为这个时候报警会激化矛盾，促使家长更无理性，要求与家属会谈后再行其事。

事后证明，这个报警的取消让婴儿第一次获救机会流失了。而事后外籍教授告诉贾医生，她以为报警是要将婴儿父母拉进监狱坐监，所以同样不忍心这么做，她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从这事件可以看出，普通市民对报警的误解误会比想像的要更深些。实际上，当晚的会面仅仅达成口头的一致，等明天周一正式上班后由产科上报医院管理层再决定对婴儿的处置。

贾医生当晚回到医院时，被告知会面结束了，产科和婴儿父母都不同意报警，产房同事会给予必要的饮用水，但不会给予喂养奶粉，因为进食对先天性肠道闭锁婴儿来讲有可能加重病情，引发呕吐和腹胀甚至继发性穿孔的腹膜炎。

先天性肠道闭锁在消化道畸形中不少见，为新生儿时期肠梗阻常见原因之一，占24%～32%。1500～2000例新生儿中可发生一例，男多于女，多见于早产儿。

闭锁可发生于肠管的任何部位，以回肠最多，约占50%，十二指肠次之，约占25%，空肠较少，结肠罕见。临床表现为无论肠闭锁的高低，均为完全性肠梗阻。

闭锁位置越高，预后越好。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才能提高治愈率，否则多在一周内死亡，死于继发性穿孔、腹膜炎、肠坏死、吸入性肺炎等。因常为早产儿，并伴有其他较严重畸形，病死率高达40%。

3 二难境地与二难选择

报警不报警，喂食不喂食，这样的二难境地竟然在随后的几天里反复折磨着贾医生，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贾医生并不是产科或新生科医生，并没有亲自查看过婴儿，无法作出正确的专业判断，而这个专业判断是基于经验和权威的。

而这二难选择也是贾医生至今无法原谅自己的原因，贾医生总是在后来的自责中反复提到为什么不坚持报警，为什么没有坚持要求产房给婴儿喂食。

直至婴儿出生108小时后，贾医生抱起婴儿看到的严重脱水，也正是因为喂食有可能引起婴儿更为严重的反应甚至病情急剧加重，医学照顾总是在反复权衡中给予病患有可能更为严重的伤害，虽然贾医生只是在此案中扮演的一个行政角色，并非医生角色。

婴儿进ICU不进ICU，医院接受采访不接受采访，这是另外一个二难选择。在婴儿出生第106小时，本地新闻媒体的一名记者前来医院接触了未知名的知情者，声称医院引产的婴儿存活，存在，要求医院管理层回应。

而这家医院当天正在迎接建院以来最为严苛最为重要的上级检查，医院公关部门希望能积极回应媒体采访的要求，而贾医生基于隐私保护和婴儿父母可能的二次伤害，坚决反对公关去回应媒体，那怕是一个字的回应。

而媒体也并未掌握任何确切的信息和更为直接的一手资料，医院产科主管和管理层亦坚决反对媒体的介入，因为这应得到婴儿监护人的同意，虽然监护人一早就宣称要放弃监护权。

此时已经有新生儿科专家参与了婴儿的照料，尽管没有进新生儿科，因为种种不可以公开的理由。婴儿在第106小时已经出现不可逆的症状。虽然事后看到记录里有位医院管理高层在第108小时作出政治上正确的指示“尽全力照顾婴儿”，但婴儿转入NICU照料的事情也没发生,因为那时婴儿正在产房进行临终关怀。

在第118小时收到医院管理最高层邮件指示“不可出现女婴的受歧视和性别选择，在社会发展的今天要尊重生命权”时，贾医生就像小孩般天真的认为终于可以安排婴儿进入NICU，深夜与产科教授讨论要求立即按院长指示转送婴儿进入NICU照料，但是新生儿科和产科专家的权威评估是未经严格照料的出生96小时后的婴儿已无积极意义。

4 原来宝宝曾有机会进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

实际上婴儿有机会更早进入NICU，从而得到及时有效的照料的，那是出生后的第60小时。那时婴儿会笑会哭，有进食适量饮用水和糖水，谁都没想到婴儿会支撑到127小时，尽管还在产房，已经出现偶尔的轻微呕吐，婴儿妈妈还在产后病房焦急地等待出院和院方对事件的处置意见。

贾医生已经根据顾问律师和保险顾问的意见，协调产科主管出具正式回函给到产妇本人及其家属，告知引产的婴儿存活，应由父母承担监护权，医院愿意与家长一起照顾有着先天性肠道闭锁的婴儿，请其签署医疗文书将婴儿送进NICU进一步照料，不然将交由警方或司法程序解决。

产房部分医生一如既往地反对报警或交由警方解决的字样，固执的认为婴儿父母放弃有先天性缺陷的婴儿是父母的选择。而父母及婴儿祖父母则扬言要投诉和闹事，产房医务人员更不愿意看到被投诉的场面。

另一方面对于信函中提到的婴儿送NICU的安排，同样受到新生儿科的阻拦，新生儿科不愿意接受这些的烂摊子，更不愿意在重要检查来临前去为潜在的纠纷而分心，从而坚决拒绝信函中的送NICU安排，要求得到院方管理高层同意方可安排。事件中最让贾医生愤愤不平的部分终于发生了。

由于NICU和产房在婴儿照料安排上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医院管理层经讨论授权新生儿科和产科以及分管投诉和分管医疗事务的领导等四方面开会讨论，不欢而散的结局早就种下了，新生儿科不愿意接手烫手山芋，产房也不愿意承担事件发展的责任，医院管理层更是将这些决定交回临床科室去评估，因为最重要的检查即将开始，医院管理层也不想分心于这些个纠纷当中。

贾医生多希望用自己的方式安排婴儿进入新生儿科， 包括拿着医院公函要求新生儿科接受婴儿，但新生儿科以“你不是院领导”回应时,只得重新回到原点去协调婴儿父母同意行使监护权送入NICU。问题是婴儿父母仍然回避婴儿存活的事实，不愿面对有缺陷的女婴，也不愿意再与产科医生见面。

贾医生凭经验感知这里另有文章，经同事调查证实了猜测，这是来自潮汕的夫妇出生的第二胎，第一胎女孩已经3岁。贾医生立即指示纠纷办同事安排与婴儿家属的见面，而在见面前分管领导和产科的主管医生参与了讨论。

虽然婴儿家属不愿意再见产科医生们，但这位产科主管坚持见面，并告知医院分管领导根据经验这婴儿因为前期没得到恰当的照顾，再加上目前情况已经转差，开始出现呕吐症状。

在这位产科主管谈到情况变差时，第一个致电贾医生报告情况的外籍教授明显不同意判断，但没有出声，以致医院分管领导定下基调就是基本上将婴儿留在产房给于临终关怀。于是贾医生陪同这三位一起面见了婴儿父母及祖父母。

5 如果是你有这样的先天没屁眼的小孩，你会怎么办？

“感谢宝宝的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以及小叔一起来讨论宝宝现在的情况。我要强调的是宝宝目前是好的，她现在需要进入NICU进一步照顾，有可能的话需要完成外科手术以解除现在的肠道闭锁问题。你们是宝宝的当然监护人。”贾医生平静的语气中略带强硬的开场。

“你们产科医生已经答应我们不再提小孩出生的事，为什么出尔反尔，我们不要听小孩的情况，我们当她不存在了。这二位产科医生教授，我们都认识，你们说话不算话。如果你有这样的先天没屁眼的小孩，你会怎么办，你们要考虑一下我的情况好不好，我们要照顾她一生的。”

爸爸激动地挥舞有力的手臂，显得气氛非常紧张。妈妈在旁边小声地抽泣。

“宝宝的爸爸妈妈，肠道闭锁是可以解决的，今天我们也请了律师在场，有可能为你们解答法律问题。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够帮助宝宝渡过这个时候，她现在需要进入NICU做更好的照顾，需要得到你们的同意。如果你们不履行父母的监护权的话，医院将会报警请求警方协调。”

贾医生迎难而上，双眼紧紧盯着婴儿的年轻的父母，这年轻父母的挣扎又有谁可以理解呢。

“是你们告诉我引产出来死亡的概率是100%，是你们医生同意会处理好的，你们报警，那你们就要承担小孩出生以后的全部责任，都要由你们医院负责。这小孩就给你们医院养了。”婴儿爸爸用近乎咆哮的声音开始失控，坐对面的爷爷奶奶也开始作势要站起来。

而妈妈接着爸爸的话茬，边哭连说，“呜呜，我能照顾这个宝宝一生吗，我走了之后谁来照顾这个宝宝，我的大小孩怎么看这个妹妹，别的人怎么看生出来的这个宝宝，你们太不负责了。”

“你们的医生说过引产出来是死的，即使活的也会妥善处理的，你们这样的大医院怎么可以欺负我们平民百姓呢。我今天就要出院，你们不让我出院，你们太过分了，我一刻都不想呆在医院，呜呜”。

这时宝宝的爷爷突然站起身走向产妇，将自己身上的衣服披在了产妇身上。宝宝的奶奶开始帮腔，情况渐渐失控。

贾医生正要告诉他们，医院愿意负责，也愿意去承担相应的责任，只要他们同意送婴儿去NICU，医院愿意安排最好的力量照顾她，这时产科主管突然插话说，宝宝已经不好了，我们可以给她做好临终关怀，宝宝妈妈要求尽快出院，今天也可以出院。

话已经说到这了，贾医生只好补充道，只要爸爸妈妈切实负起监护人责任，必要时回院签署死亡的法律文件，纠纷办没有意见。

贾医生将目光投向产科主管及那位外籍的产科教授，多么希望得到产科教授的支持，可是产科教授什么话都没讲。

会面已经持续快一小时，贾医生必须迅速解决此事，于是安排产科主管和教授以及医院分管领导先行离开，很快与家属形成四点意见：

一是婴儿在产房进入临终关怀安排，会给予适量水，但喂奶有可能加速病情恶化直至死亡；

二是产妇今天下午即时出院；

三是宝宝去世时，宝宝爸爸要返院配合善后事宜，有可能签署包括死亡医学证明在内的法律文书；

四是医院会承担相应责任去调查事件。

6 “她还看了我一眼”

于是产妇出院了，宝宝继续留在产房进行临终照顾，不给予积极的干预，彻底失去进入NICU的救命之旅 ，也注定67小时后离世的命运。

在婴儿出生36小时之际，贾医生将事件作紧急邮件发送至医院管理高层，希望引起重视，特别是存在医疗纠纷的可能。但是管理高层没有回应。

婴儿出生44小时之际，贾医生拿到医院法律顾问和保险顾问的意见，必须送NICU照料，这是婴儿第一次那么接近进入NICU，可是第二天仅出具一封信给到家属，要求其承担监护权，必要时送NICU照顾。如果拒绝送NICU的话，将以遗弃罪报警处理。

有些医生认为就是上述信函引发的家属情绪反应，甚至认为报警对婴儿父母现在的状态是不公平的，所以不要在再提报警了。正如前文所说，报警是一种姿态，更是一种威摄，希望公开透明处理任何纠纷，这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但这一次失去报警机会，终让拯救婴儿的机会再次错过。

让我们重新审视婴儿出生17小时是次报警机会，婴儿父母扬言要婴儿当晚就死去，“请杀死我那小孩”这种报警机会白白错过真是无法原谅，本来可以强制婴儿父母将小孩送进NICU，那怕后来手术没挺过来，那怕肠道闭锁还兼有其他先天疾病或畸形，起码我们对得起后面婴儿苦苦支撑的110个小时。

如果再将时针拨到出生后3小时，父母无法接受存活的婴儿，但产房是可以循医院管理制度送NICU的，经事后制度审视，医院实际上有明文规定和引产前同意书，“引产后死胎送殡仪馆火化，如果是活胎必须送NICU进一步诊治。”

为什么没按制度执行，反而受婴儿父母影响将婴儿摆放至不恰当地方用塑料袋包裹，试图饿死她冻死她，贾医生清晰记得产科外籍教授周末风尘仆仆赶回医院，第一时间致电贾医生求救，不就是受产科医生集体绑架要放弃婴儿吗。

贾医生无法想像婴儿所经历的痛和罪，甚至60小时后作出临终关怀安排，怎么会发生第108小时的严重脱水症状，小孩是无痛苦离世的吗，贾医生重重复复地说，“她还看了我一眼”，那一眼是求救的一眼，还是感激的一眼，还是怨恨的一眼？

当然，很多人会说，始作俑者是父母甚至是祖父母，有些地区重男轻女抱孙子的想法极其严重。婴儿出生前36小时，婴儿父母原本同意要这个小孩，还注射了促肺泡成熟的药物，完全没有使用对胎儿有影响的药物，或者贾医生并不知道也不掌握使用药物的信息，难道真的使用了对胎儿不好的药物以至于后来产科专家非要成为终结者？

可是婴儿出生评分是8分，出生体重是2300克，这是活活生生的生命，她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必须得到保障，难道我们的医生们忘记了医学价值和希波克拉底誓言？

贾医生第一次被彻底击垮了。

击垮他的不是那愚昧的父母和祖父母，击垮他的也不是那害怕投诉的医生们，击垮他的更不是那些道听途说的记者们，击垮他的是事后再没人提起这个婴儿。

这个婴儿白死了，医院没有进一步讨论如何完善产房转入新生儿科的制度安排，也没有检讨父母遗弃婴儿的政策流程或救济安排，更没有审视医院医护人员在此事的角色。

婴儿母亲在事件一个月后发来短信说，不要再打扰我了，我们不再追究你们医院责任了，我也再不会去你们医院了。

那个记者在二个月后，再发来短信说， 医院总要给我个回音吧。往后再也没消息了。

“她还看了我一眼”，没有比这更令人痛不欲生的了。

很快，贾医生离开了这家为之奋斗并许诺全身心付出的医院。

从此纠纷办再无传奇，仅有惊奇连连。

【贾医说事】本案医生护士、年轻父母、医院管理者的麻木不仁、愚昧无知和欲盖弥彰，将刚出生的先天没屁眼的婴儿推向了绝路，本来社会有很多的救济渠道，本来可以救其一命并安全再造肛门，却因为我们的慈悲菩萨心肠未能正确寻找出路，从而成了婴儿产房饿死的帮凶。

纠纷办管理者的自责是有道理的，他应该挺身而出，寻求法律渠道而不是屈服于医院管理者医院评审的所谓压力隐忍不发，纠纷管理者的自我调节特别重要，缺乏了周围环境的支持而离开医院，始终是憾事一桩。

本案的关键在于报警，世俗的看法和传统的主张让医生护士或医院管理者在报警这件事面前竟然如此糊涂，名义上担心害怕报警处理会对年轻父母有不公，实际上是一种对生命缺乏敬畏以及对这种敬畏的坚持，不能不说也是医学教育的悲哀。

被授权的见死不救就是正义的吗？被放弃的社会救助，如何能得到泉下婴儿的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