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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翼是清代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他的史学代表作《廿二史札记》(以下简称《札记》)与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合称乾嘉时期三大考史名著.但赵翼与钱、王二人不同,他并不局限于史料考证,还通过史料比较分析和综合,考察历代政治得失和治乱兴衰.《札记》全书36卷578条,其中考证160余条,而史事综合和评论400余条,几占全书的三分之二,构成《札记》的主要内容和该书的一大特色.这些历史和社会问题的评论,较为系统全面地反映了赵翼的历史观点.

乾嘉时期是考据学的极盛阶段.当时文人学者大多从事考证,整个学术界几乎全部纳入考据的轨道.近人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称,“夫无考证学则是无清学,故言清学必以此时为中坚”1,但在清代文化专制之下,当时学者们埋头于古代文献整理,从事繁琐的考证,不敢涉及当世之务.与清初相比,虽有实学之风,却无经世之旨,甚至完全脱离实际,为考据而考据.《札记》虽受这一时代思潮的影响,但作者却能从历史考证中抽身出来,着眼于“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2,从事历史上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探讨,并把清初学者倡导的“经世致用”思想贯穿于史事评论.
在《札记》“小引”中,赵翼自称“或以比顾亭林《日知录》,谓身虽不仕,而其言有可用者,则吾岂敢!”清初顾炎武提倡实学,“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自言“所著《日知录》三十余卷,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3,赵翼谦言不敢比拟顾炎武《日知录》,实际上正表明《札记》仿效《日知录》,以经世致用为己任.《札记》刻成后,赵翼在《再题〈廿二史札记〉》中写道:“一事无成两鬓霜,聊凭阅史遣年光.敢从棋谱论新局,略仿医经载古方.千载文章宁汝数,十年辛苦为谁忙.只应纸上空谈在,留享他时酱瓿香.”4,在另一首《读史》诗中,他也说,“历历兴衰史册陈,古方今病辄相陈.时当暇豫谁忧国,事到艰难已乏人.”5,显然作者要通过史事来发表议论,企图以“古方”来医治“今病”,向古代史书中探求安邦治国的“良方”,传之后人;同时提醒统治者要居安思危,以史为鉴.
在《札记》中,赵翼抓住了历史上有关治乱兴衰的重大问题,胪列众多史实,加以评论,分析产生的原因,以及可以提供的教训.如两汉的外戚、宦官、党禁、经学,魏晋南北朝的禅代、世族、选举、清谈,唐代的女祸、宦官、藩镇、杂税,五代的武人、滥刑,宋代的弊政、议和,辽、金、元的制度和风习,明代刑狱、朋党、吏治、“流贼”等重大问题,《札记》都作了分析和评论.谈到东汉宦官,作者认为“先害民而及于国”,“由是流毒遍天下”,张角等人“遂因民之怨起兵为逆矣”6,在谈到两汉外戚之祸时,指出“两汉以外戚辅政,国家既受其祸,而外戚之祸亦莫如两汉者”7,对于唐代宦官专横,赵翼认为其原因在于宦官“掌禁兵”及“外使监军”8,而藩镇跋扈,“推原祸始,皆由于节度使掌兵民之权故也”.因此,他肯定宋代“以文臣知州事”,实行强干弱枝,从而“消患于未萌”9,对于宋代弊政,《札记》有多条加以论述,指责两宋加恩官吏太滥,造成冗官冗费,并增加了农民负担,进而指出,“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此宋制之不可为法者也”.对明代矿使税监横征暴敛,骚扰天下,不断激起反抗之事,作者指出,“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10,赵翼这些评论,意在引起统治者的警惕,避免重蹈覆辙.所以,钱大昕称之为“洵儒者有体有用之学”11,不仅如此,作者在评论史事时,还借古喻今,抨击时弊.欧阳修在评论史事之时,“警切时事”,讽喻宋代政事12,《汉时以经义断事》条在列举若干事实后,借题发挥,称“后世有一事即有一例,自亦无庸援古证今,第条例过多,竟成一吏胥之天下,而经义尽为虚设耳”.《后魏刑杀太过》条在论及北魏族诛之惨时,愤愤不平地指出,“一人有罪,害及无辜,秦、汉以来,以此法枉杀者不知其几!”在《齐梁台使之害》条论及台使催征赋税,“公私劳扰”时,指出:“后代钦差之弊,往往类此!”像这些都是面对现实有感而发的.鉴于清廷屡兴文字之狱,镇压异端,赵翼对历史上以文字贾祸史事详加揭露,如《秦桧文字之祸》条说,“秦桧赞成和议,自以为功,惟恐人议己,遂起文字之狱,以倾陷善类.因而附势干进之徒承望风旨,但有一言一字稍涉忌者,无不争先告讦,于是流毒遍天下”.在列举以上事实后,赵翼感叹:“其威焰之酷,真可畏哉!”这实际上是针对当时文化专制的黑暗统治而言的.类似这样的专题如《明初文字之祸》、《明初文人多不仕》等均列举了统治者迫害知识分子的事实.
当然,在清廷的高压统治下,赵翼虽能突破考证的框框,发表史论,但他始终不敢明确指责清朝的弊政,对于一些敏感的社会问题也极力回避.在《和议》条中,把明末抗清看作“书生误国”,指责抗清志士为“不识大体”.对于清人所修《明史》也极力推崇而不敢指其瑕疵.而且,《札记》还有多处有意借古颂今,如《元代以江南田赐臣下》条在谈及元、明官田赋重害民时,极力吹捧清廷屡减官赋,“此外无横征之赋,民之生于今者,何其幸也.”《明乡官虐民之害》条在揭露乡绅虐民暴行后,却称“由斯观之,民之生于我朝者,何其幸也”.从作者不敢明确指斥当代,到美化清朝统治,可以看出他的经世思想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赵翼从基本史实出发,进行综合评论分析,揭露了历代封建统治者凶横、贪残和腐朽,对民众疾苦寄予广泛的同情和关注,反映了作者的重民思想.
《札记》在《宋子孙屠戮之惨》、《齐明帝杀高武子孙》、《隋文帝杀宇文氏子孙》、《武后之忍》、《五代诸帝多无后》、《胡蓝之狱》等条,大胆地揭露了历代统治者为了争权夺利,大肆屠杀的凶残行径.《汉诸王荒乱》、《宋齐多荒主》、《海陵荒淫》、《海陵兼齐文宣隋炀帝之恶》等条,列举了统治者的荒淫腐朽.《武帝时刑罚之滥》、《后魏刑杀太过》、《五代滥刑》等条抨击了封建帝王滥施酷刑、草菅人命.从赵翼评论史事的大量言论中,我们发现,他对古代政治几乎没有肯定,多半是揭露和指责.
《札记》还对民众的遭遇表示关注和同情.对于汉武帝时刑罚之滥,“廷尉及中都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又十有余万”,作者发出“民之生于是时,何不幸哉”的感叹.在《五代幕僚之祸》条,作者指出,“士之生于是时者,絷手绊足,动触罗网,不知何以全生也”.对五代滥刑,也指出,“民之生于是时,不知如何措手足也”.对于历代横征暴敛和乡绅为害地方,赵翼也进行了揭露.在《五代盐曲之禁》条指出当时“横征无艺”,上至朝廷,下至州县官吏“峻法专利,民已不堪命,况赋役繁重,横征百出,加以藩镇之私敛,如赵在礼之拔丁钱,每户一千,刘铢之加派秋苗,每亩率钱三千,夏苗亩二千.民之生于是时者,可胜慨哉!”在《南宋取民无艺》条,指出南宋大肆榨取,“于是民力既竭,国亦随亡.统观南宋之取民,盖不减于唐之旬输月送.民之生于是时者,不知何以为生也.”《明万历矿税之害》条亦指出,矿使税监“所至肆虐,民不聊生,随地生变.迨(万历)帝崩,始用遗诏罢之,而毒痈已遍天下矣”.他对民众疾苦表示同情,《明末辽饷剿饷练饷》条指出三饷加派,“民穷财尽,困于催科”.
赵翼看到了民心与民力的作用,注意到民心向背与政治成败的关系.在《王莽之败》和《王莽时起兵者皆称汉后》等条指出,王莽政策“召怨于中国”,并“肆其毒痈,结怨中外”,从而导致了灭亡.在分析汉光武帝取得天下的原因时说,“是时人心思汉,举天下不谋而同,是以光武得天下之易,故起兵不三年遂登帝位,自古未有如此之速者.因民心之所愿,故易为力也.”又认为历代亡国之君都是因为失民心而失天下的.《海陵兼齐文宣隋炀帝之恶》条指出,“自古大兵大役,未有不民怨沸腾、丧国亡身者.海陵既竭天下之力,先筑燕京,次第汴京,工役甫毕,又兴此大众,以极无道之主,行此大肆虐之事,岂有不自速其毙者”.在《明祖不嗜杀得天下》条指出,朱元璋正是因为不嗜杀人,民心归附,从而战胜群雄,成就帝业.他说,“是时群雄并起,惟事子女玉帛,荼毒生灵,独明祖以救世安天下为心,故仁声义闻,所至降附,省攻战之力大半”.而明末矿使税监,导致“民不聊生,随地生变”,终至亡国.这种民心向背的成败论,是值得肯定的.
但赵翼毕竟是封建史家,他同情民众疾苦,看到民心与民力的作用,以及“官逼民反”的事实,但对于农民反抗官府是极端仇视的.他把农民起义领袖看成是“贼”,黄巢、李自成都是“流贼”,进行谩骂和诋毁.在《流贼伪官号》条讥讽明末起义农民,认为“草窃奸宄,横行一时,隅负自雄,设官建职,适以自速其毙也”.而《明乡官虐民之害》条,既斥责欺压百姓的“势家”豪民,又痛骂反抗者为“奸民”,要求最高统治者“禁势家之欺凌,又惩奸民之凶悍,则两得其平,不至滋矣”.这反映了作者立场站在统治阶级的一边,为统治者出谋划策,亦见其重民思想的局限性.因此,《札记》评论封建政治不可能触及其本质问题.

对于历史事件和社会现象的发生、发展和变化,赵翼试图用“势”来解释.势,包括时势和事势,在一般情况下可以理解为“发展的趋势”或“变化的规律”,具有朴素的辩证法的内容.在赵翼看来,“势”隐含在事物内部,决定历史事件的发展方向和变化形态.在《汉儒重灾异》条中,赵翼认为,上古时代,生产水平低下,人的认识能力不足,相信天命,敬天畏天;随着社会进步,人事变动日益频繁,天人关系日趋疏远,事天不如事人,人在社会活动中的份量增加,这是发展规律.《汉初诸侯王自置官属》条阐述西汉诸侯王从专制一方到“惟得食租衣税,贫者或乘牛车”的权力变化过程,指出“法制先疏阔而后渐严,亦事势之必然也”.《公主不讳私夫》条针对西汉董偃事件后,公主贵戚多有违背礼法行为,认为这是“上行下效,势所必至也”.同样,汉初诸侯王行为放纵,是由于分封过早,专制一方,失于教养,“沉溺放恣之中,居势使然也”13.
赵翼从纵向发展过程来考察历史事件,从而突破了就事论事的局限,而且对史事的评论往往具有客观、辩证的效果.如《党禁之起》条,分析东汉党禁的起因和经过,并指出,“汉末党禁,虽起于甘陵南北部及牢修、朱并之告讦,然其所由来已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九品中正制》条,通过纵向考察,认为初定制度时,承汉代察举孝廉的乡论遗风,重视才行而不涉及世爵门第,然日久弊生,中正之权操于士族之手,导致“计资定品”,形成“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究其原因,赵翼认为,“魏、晋及南北朝凡四百年,莫有能改之者,盖当时执权者即中正高品之人,各自顾其门户,固不肯变法,且习俗已久,自帝王以及士庶皆视为固然,而无可如何也”.他的分析,把九品中正制的利弊融入其本身的发展之中.
赵翼还注意到各时代风俗的殊异,并且力图用“势”来解释.他认为“东汉尚名节”之风与其时选举制度有关,“当时荐举征辟,必采名誉,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遂成风俗”14.同样,六朝清谈玄学也是“风气所趋,积重难返,直至隋平陈之后,始扫除之.盖关陕朴厚,本无此风,魏、周以来,初未渐染,陈人之迁于长安者,又已衰微不振,故不禁自消也”15.其他如《贞观中直谏者不止魏征》、《五代藩帅劫财之习》、《元季风雅相尚》、《明言路风习先后不同》等条,都对当时的社会风气从发展的角度进行评论,分析其渊源和产生的原因.
赵翼用时势或事势观点对许多历史事件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如对武则天,既论及其纳谏知人、政治清明的一面,又指出其荒淫残忍之处.同样,对于宦官、王安石变法、金代考选官吏及推排物力之制、明代政治得失的评价也基本上符合实际.当然,仅用“势之必然”来解释复杂多变的历史事件是不可能完整准确的,而且它虽能解释某些具体问题,但对于整体的历史考察和历史规律的把握是无能为力的.在这方面,赵翼则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潭之中.
《札记》对于整体历史考察和无法解释的历史事件和政治变动,往往用不可名状的“天”和“气运”来解释.他把“天”看成是冥冥中的主宰,是无形无质的.“天命”通过“气”的运动即“气运”来显现,“气运”是天所昭示,通过自然和社会的有形可觉的变动表现出来,所谓“兴王之运,山川效灵”16即是其例.
赵翼看到汉初统治集团成员绝大部分来自社会下层,得出“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的结论.又指出西汉中叶,“三代世卿世禄之遗法,始荡然净尽,而成后世征辟、选举、科目、杂流之天下”,认为“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但他不能真正理解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只好将它归结为“天意”17.在《元世祖嗜利黩武》条中,列举了元世祖穷兵黩武、嗜利贪财的若干史实后,指出“内用聚敛之臣,视民如土苴,外兴无名之师,戕民命如草芥,有一于此即足亡国亡身”,但适逢“兴王之运”,“故恣其所为,而不至倾覆”,由此赵翼得出结论:“三代之下,国之兴亡,全系天命,非必有道者得天下,无道者失天下也.”
除用“天命”、“天意”来解释重大政治事件和社会变动外,赵翼还以“气运”作为其演变的动力.他把王莽代汉说成是汉家“运祚中衰,国统频绝,故王莽得乘便窃位”18.在《东汉诸帝多不永年》条中,他声称,“国家当气运隆盛时,人主大抵长寿,其生子亦必早且多”,把东汉君主早夭、嗣君年幼归结为“气运”衰竭所致.同样,“晋南渡后多幼主嗣位,宋南渡亦多外藩入继,皆气运使然,非人力所能为也”.在《宋齐多荒主》、《周隋唐皆出自武川》、《元初用兵多有天助》等条,都以“气运”来解释历史现象.他还专门搜集材料写成《长安地气》条目,把古代都城自西向东迁移,说成是“气运”演化的结果.他看不到都城变迁过程中的政治、经济乃至军事方面的原因,而用“气运”、“地气”来解释,这显然是极不科学的.赵翼还搜集资料,写成《诵经获报》、《齐文宣帝能预知》、《辽金之祖皆能先知》等条,认为,“开天立极之君,天回旦聪明,自有不可思议者,即后世草昧开创之主,亦必有异禀,与神为谋”.至于“因果报应”之说,《札记》中更是屡屡出现,这些都反映了作者历史观方面的错误.
《札记》着眼于“经世致用”,突破了狭义的考证,综合和评论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现象,在当时考据之风弥漫的时代可谓独树一帜,反映了作者卓越的才识.作者对于统治阶级的凶残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对于百姓的苦难深表同情,体现了作者的重民思想.作者还从发展的眼光,对于不少历史事件进行了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当然作者毕竟是封建时代的史学家,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札记》在谴责历代暴政的同时,又对清朝的统治进行颂扬;在同情民众疾苦时,又对农民反抗予以敌视;在用时势和事势的眼光看待历史事件的变化时,又把无法解释的历史现象归结为“天意”,这些都反映了作者的唯心主义历史观.
1《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2《廿二史札记·札记小引》,中华书局1962年版.
3《亭林文集》卷三《与友人论门人书》.
4 赵翼:《瓯北集》卷四十一,瓯北全集本.
5《瓯北集》卷四十二.
6《廿二史札记》卷五《东汉宦官》、《宦官之害民》.
7《廿二史札记》卷三《汉外戚辅政》.
8《廿二史札记》卷二十《唐代宦官之祸》、《中官出使及监军之弊》.
9《廿二史札记》卷二十《唐节度使之祸》.
10《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五《万历中矿税之害》.
11《廿二史札记》附录《钱大昕序》.
12《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一《欧史传赞不苟作》.
13《廿二史札记》卷三《汉诸王荒乱》.
14《廿二史札记》卷五《东汉尚名节》.
15《廿二史札记》卷八《六朝清谈之习》.
16《廿二史札记》卷三十《元初用兵多有天助》.
17《廿二史札记》卷二《汉初布衣将相之局》.
18《廿二史札记》卷三《王莽时起兵皆称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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