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风口浪尖，起这个标题定会引起巨大争议，但这就是我长期观察思考的结论，我不想说假话，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文章较长，先把论证核心逻辑讲下：
1、人类文明根本上遵循地理决定论。
地理环境决定经济形态，经济形态决定政治形态，政治形态决定文化形态，政治和文化形态（意识形态）再反过来影响经济形态，文明形态在矛盾中不断变化。
2、1500年后，人类文明逐渐走向西方文明主导的现代化，核心推动力是两个价值观：“民主”与“科学”。
民主标志着“包容异见”，科学象征着“实事求是”。
3、和其他落后的文明古国一样，中国探索现代化之路同样非常曲折，文化形态上，强烈的自尊心和自卑感扭捏交织，反映到政治经济形态上，就是维护传统的保守派和推崇西化的改革派之间反复冲突和妥协。
4、历史一再证明，固守传统必然失败，全盘西化同样问题不少，对有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必须探索出一条既保留传统文明优点，又吸收西方文明精华，在民主与集权、公平与效率之间实现动态平衡的可持续现代化之路。
5、华人世界所有探索中，新加坡和上海是两个比较成功的案例。在政治形态上，新加坡的成功经验更有借鉴意义，在更上层的文化形态上，上海的融合创新更值得学习。
某种程度上，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就是全国的“上海化”之路。
6、今天多数国人还无法认同这个观点，正说明自100多年前中国开明知识分子阶层发现症结以来，“德先生”和“赛先生”依然没能浸润多数国人心智，中国的现代化依然道阻且长。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通过分析今天全球男性Y染色体（传男不传女）和女性卵细胞线粒体（传女不传男），能把全人类始祖确定为10多万年前生活在东非草原上的原始智人，“非洲起源说”已是不争的事实。
为什么智人最有可能起源于东非草原？
在原始智人尚未完全掌握基本生存工具（火、石器工具、缝制动物毛皮裹身取暖等）之前，终年无寒的热带最适宜生存。
打开世界地图，只有非洲、南美和东南亚符合条件。
南美核心区域是一望无际的亚马孙雨林，不适合人类生活，至今无法诞生一个超大城市。
东南亚主要是岛屿和半岛，同样雨林茂盛，生存难度较高。
非洲南北两侧是沙漠，中部西侧同样是雨林（如刚果盆地），东部则是稀树草原（如肯尼亚），对处于采集狩猎阶段的原始智人来说，温度（日照）、湿度（降雨）、动植物分布都相对较适宜生存。
原始智人要从食物获取很不稳定的采集狩猎阶段，进步到农耕文明阶段，需要找到土地肥沃、易于开垦（平原）、日照充足、水量充沛的地方。
在非洲，最合适的是尼罗河三角洲。
尼罗河虽然像一根金针菇贯穿撒哈拉沙漠，却在入海口附近冲击出一片肥沃三角洲平原。
随着四季变换，水涨水落，人类就能在这片土地上制定历法，春耕秋收，长期定居，快速繁衍，从而产生文字、城市、法律等文明形态。
这就是至少有5500年可考文明史的古埃及文明。
暖温带、四季分明、大河冲击平原，整个地球，只有五片区域：
尼罗河-黎凡特-两河流域共同构成的“肥沃新月”；
图中红色地区为肥沃新月地带
文明一定规模越大、交流越多，出现创新的概率越大，文明越发达。
反之，规模越小，越是封闭的文明，越难出现创新，文明容易长期停滞。
比如欧洲殖民者到达美洲前，美洲土著连轮子都没发明。
密西西比河和拉普拉塔河孤悬美洲，两万年前的冰河世纪，虽然一部分智人通过结冰的白令海峡到达美洲（印第安人），但随着冰河世纪结束，美洲再次与亚欧非主体大陆断绝交流，一直没出现发达的大河文明。
主体大陆上的三个大河区域，诞生了所谓“四大文明古国”。
除了古埃及文明，还有可考文明史同样能追溯到至少5500年前的苏美尔人最先创立的两河文明。
先向东传播到可考文明史至少4500年的古印度文明，
再进一步向东传播到可考文明史至少3500年的中华文明。
四大文明古国经济形态基本相同，都属于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大河文明。
一方面，农耕文明因河而兴，同样会因水太多（洪灾）或太少（旱灾）陷入危机，需要组织海量人力，同心协力治水。
另一方面，地处北纬25-40度之间湿润暖温带的大河文明，都面临生活在北纬40-55度之间干燥寒冷的内亚草原（或阿拉伯沙漠）更野蛮彪悍的游牧民族的入侵威胁，必须团结一致，抵御侵略。
这些游牧民族长期活跃在东起黑龙江，西抵多瑙河的亚欧大陆中心，骑马赶羊，军民一体，逐水草而居。
史书上记载的匈奴、鲜卑、柔然、室韦、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都是这些游牧民中某些部落的名字，一旦某部崛起，团结草原其他部落，就会形成令周边大河文明颤抖的可怕战力。
这两大生存刚需，迫使这些文明古国要么建立起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政令统一，众志成城，要么被异族统治甚至灭亡。
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地处亚欧非三大洲十字路口，沃野千里，群狼环伺，却无险可守，导致不断被周围蛮族或更强大的帝国侵略，文明兴替频繁。
苏美尔王朝、阿卡德王朝、古巴比伦王朝、亚述帝国、新巴比伦王朝、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塞尔柱突厥、蒙古伊尔汗国、奥斯曼帝国……
隔壁埃及也类似，易攻难守，王朝不断兴替，无论人种、语言、文字还是文化，几千年前的古老文明早已断更。
印度地理环境比较特别。
西南和东南都是印度洋，东北有连绵不绝的喀喇昆仑山脉-喜马拉雅山脉-若开山脉，把印度和中国及东南亚天然隔开，
西北是同样从帕米尔高原出发，向西延伸的兴都库什山脉，以及阿富汗-伊朗境内连绵不绝的高原山地。
阿富汗被誉为帝国坟场，英俄美都没辙，和便于隐藏，易守难攻的复杂地形关系密切。
被这么包起来的印度次大陆，是一个天然易守难攻的风水宝地。
兴都库什山有一个关键山口——开伯尔山口，只要守住这个易守难攻的山口，外敌就很难打入自成一体的印度。
和古代中国不得不建造万里长城抵御北方蛮族相比，简直是躺赢模式。
但从3500年前中亚的雅利安人入侵开始，此后几乎所有外来王朝，都从开伯尔山口一路南下，轮番统治印度。
这也导致4500年前古印度文明的缔造者——土著达罗毗荼人，不说团灭，但也被外来文明同化得七七八八，根本不认识自家祖宗文化，还以为入侵者雅利安人带来的用以奴化自己的种姓制度才是“国粹”。
你说印度人怎么这么战五渣？
无论民族性格还是人种战力，归根到底，还是地理决定论。
因为印度河往西南方向，流入阿拉伯海，恒河往东南方向，流入孟加拉湾，中间还有印巴边境的塔尔沙漠阻隔，没有运河和道路相连，两方势力本就玩不到一块儿，长期各自为政。
比如东汉时期的贵霜帝国主要在印度河流域，东晋时期的笈多帝国主要在恒河流域，有效统治区域几乎毫无交集，没有中国人理解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或“改朝换代，法统延续”的概念。
要抵御入侵，就得用集权体制，征调庞大人力物力，组织可持续的有效防御。
但光靠印度河流域力量，很难抵挡外来入侵。
而更广阔的印度南方，则被德干高原分割成无数沿海小型农耕区，南北跨度大，东西不相通，天然容易形成小国林立的局面。
所以无论上古印度最强大的孔雀王朝还是近古印度最强大的莫卧儿王朝，都无力统合全印度——印度自古就是地理概念，而非国家概念。
第一次在形式上统一印度的，是英国殖民者。
这也是今天印度国内一盘散沙，无法形成统一大市场的根本原因。
比印度地理环境更独特的，是中国。
西北的沙漠戈壁、西南的雪域高原，几乎都是不可逾越的禁区。
无论帕米尔以西的强权（如亚历山大帝国、阿拉伯帝国）想要东击长安，还是中国军队想从长安出发，长期维系对阿富汗的统治，后勤上都无力保障。
直到1960年代，同样由于后勤跟不上，代价太大，我们还是守不住藏南。
至于东边的日韩，南边的新马泰，都无力对我构成威胁，只能纳贡称藩，甚至被同化。
唯一的实质性威胁，就是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和林海雪原的渔猎民族。
虽然后来整个东亚大河文明区都被蒙古人和女真人占领，但此时我们已建立起非常强大的意识形态，一再出现征服者被被征服者同化的局面。
这是因为黄淮海平原非常完整，交通便利，天然容易形成共同体，加上水患不绝和北方游牧民族威胁巨大，迫使这片土地上的智者，不得不拼命尝试各种办法。
500年春秋战国乱世，也是500年的百家争鸣，最终秦国用法家思想，建立了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央集权制度，书同文，车同轨，一统六国，疆拓八荒。
至唐宋时期，已先后吸收道家、儒家、佛家思想，形成以祖先崇拜（宗族观念）为基础，儒释道三教合一，自成一体的文化形态闭环。
又形成外儒内法，内圣外王，天人感应等一整套逻辑自洽的政治形态闭环，加上科举制度的完善，底层拥有体制内上升空间，统一和稳定成为后世不可阻挡的大趋势（元明清600多年大一统）。
在这种政治和文化形态加持下，本来平行东流的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也被大运河串联起来，甚至更南边的珠江，也通过灵渠与长江相连，形成贯穿东西南北的立体交通网络，统一国内市场逐步形成。
原本中国南方沿海（浙闽粤）和印度南方类似，丘陵山地较多，被分割成一块块很小的农耕区，这种小农经济形态，天然具有强烈的独立倾向。
但因为文字、文化和政治理念高度统一，形成“皇权不下县，县下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靠乡绅”的基层治理结构。
但在赋税、兵役、徭役等中央王朝主持的重大事项上，皇权又有不可动摇的绝对统治力，地方和个人必须“识大体，顾大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这一点，在应对疫情时，特别明显。
由此形成基层高度自治的小农经济和大一统王朝并行不悖的奇妙组合。
也就是说，到明清时期，中国已探索出一条经济上自给自足，文化上高度自信，政治上稳定可靠的适合大河农耕文明的道路。
特别到清代中期，随着准噶尔汗国彻底覆灭，连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长期二元对立的根本矛盾，也被二元帝国体系彻底化解。
熟读史书的乾隆爷，想想自己的文治武功，真叫一个niubility~
此外，中国海岸线相对平缓，出海就是风急浪高、台风呼啸的太平洋，鉴真东渡还九死一生，连过台海都很危险，若非实在没活路，出海图个啥呢？
所以成熟期（明清）的中华文明，逐渐失去了萌芽期（先秦）的百家争鸣，成长期（秦汉）的开拓进取和腾飞期（唐宋）的兼容并包，走向万马齐喑，故步自封。
这种目空一切的傲慢，像极了1992年苏联解体后，福山那本书的名字：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
没错，中国是唯一文化没有中断的文明古国，大河农耕文明最成功的样本，但还是难逃“遏制领先法则”的诅咒。
2、“民主”与“科学”
话说两头，围绕着上古文明中心美索不达米亚，又逐渐衍生出几个次生文明。
虽然伊朗高原没有大河，不是最适宜农耕，但位于大河农耕文明和草原游牧文明过渡地带，武力值不错，经常能占据西侧两河流域和东侧印度河流域，属于农耕和游牧文明混合体。
北边是赫梯帝国，位于今天土耳其，情况和波斯类似，长期与埃及争霸，是最早使用铁器的国家。
西边，是乍一看不起眼的古希伯来和古希腊文明。
“两希文明”是现代西方公认的文化源头。
古希伯来文明给西方带去了基督教圣经，不知不觉中，深刻影响了今天西方人的底层三观。
希腊文明给西方带去了最重要的核心价值观：自由。
希腊能有幸成为“肥沃新月”向欧洲传播次生文明的第一站，只有一个原因——近。
古希腊文明起源于克里特岛，是整个欧洲距离埃及最近的地方。
第二阶段文明中心迈锡尼，位于希腊本土最南端的伯罗奔尼撒半岛。
然后文明中心才继续往北传到中希腊的雅典。
但希腊这地方，不是一块能发展大规模农耕文明的土地。
首先，面积狭小，没有大河。
陆地面积和浙江差不多大，算上无数岛屿，也就比福建大一点。
其次，群山环绕，沿岸地带被分割成一块块互不相连的小盆地，陆上交通困难，所以才会出现雅典、斯巴达这种城邦国家。
能正儿八经种点粮食（麦子）的平原，满打满算也就北京+上海那么点巴掌地，更广阔的山区，只能搞点橄榄、葡萄这种经济作物。
玩过《大航海时代》的都知道，雅典港产物主要是橄榄油和葡萄干，另外希腊的大理石和羊皮纸也很有名。
但……这些不能当饭吃啊。
就像你很难想象台州、温州、福州、泉州能单独发展出强大的农耕文明，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光靠种地吃不饱饭，就只能向商业文明讨饭吃。
希腊也一样，出门就是岛屿遍布的爱琴海，再往外走几步，就是平静辽阔的地中海。
古希腊人要生存，必须出海做生意——从东边的黑海沿岸（乌克兰黑土地）、西边的西西里岛，南边的埃及买吃的。
久而久之，希腊就产生了与其他所有古文明截然不同的文明形态——海洋商业文明。
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地中海东西南北物产不同，又风平浪静，便于航行贸易。
再看整个欧洲，也都是海岸线蜿蜒曲折，到处都是半岛和岛屿，天然更适合海洋商业文明。
像意大利，一头深入地中海，一头连着欧洲心脏，所以威尼斯不出商人出什么？
像英国，独占最大岛屿，一边扼守西北欧通往世界的门户，一边又面对浩瀚的大西洋，必然优先发展海军和远洋贸易，成为海洋商业帝国，并坚持大陆均衡策略，避免欧陆出现霸主，影响自身利益。
像法国，六边形国土，三边对海洋，三边靠陆地，靠海的三边还分别面对地中海（近海贸易）、大西洋（远洋贸易）和英吉利（千年恩怨），所以法国国家战略容易左右摇摆，既要又要，结果顾此失彼。
像德国，本就不长的海岸线还被丹麦拦腰切断，但占有肥沃的中欧平原，适合发展农耕文明，又处于四战之地，无险可守，成为最容易爆发战争的地区，德意志农民也是最惨的，所以逐渐形成勤勤恳恳，严谨踏实，坚韧不拔的民族性格，坚持制造业立国。
大河农耕文明，平时人都被绑在土地上，辛苦但踏实，非常时期，需要团结一致，集中力量办大事，逐渐培养出勤劳、坚韧、谨慎、服从的民族性格。
但海洋商业文明不同，一艘商船驶入茫茫大海，风险叵测，不需要中央集权，也用不上宗亲互助，赚了亏了都是自己的，自己命运自己做主，自由既是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也是个人不能甩锅的代价。
生得自由，死得随机——我活该。
这一点，在应对疫情时，特别明显。
自由又衍生出两个价值观。
在海上，去哪里做生意，开什么价格，都是你的自由。
但在城里，大家住一起，很多公共事务，不是你想怎样就怎样，遇到不同意见的人，叽叽喳喳吵半天，最后怎么办？
只能彼此尊重，包容异见，少数服从多数。
当然，古希腊民主不是今天我们理解的民主，当时还有奴隶和贵族，不展开了。
为防止民主被滥用，形成极端民粹绑架政策，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后来又出现共和思想，用以约束民主。
出海做生意，风险自担，收益自取，在商言商，价高者得，都用经济理性思考问题，人际关系相对简单。
而中央集权的大河文明，必须建立庞大复杂的官僚体系，以维持帝国运转，实现政令通达。
大家都吃皇粮（公家饭），人际关系就变得更复杂，溜须拍马，见风使舵，指鹿为马、科场舞弊啥的就会屡见不鲜。
集权体制下，官员命运掌握在上级领导的两片嘴唇之间，容易形成“只唯上，不唯实”的明哲保身策略。
如果上级坚持错误想法，下级偏要实事求是说真话，风险非常大。
这一点，在应对疫情时，特别明显。
摊上唐太宗这种脾气好的明君，才有你魏征千古名相的美名。
遇到昏君暴君，臣子真要死谏，皇帝没准真会把你肉身毁灭……
所以古希腊那些大咖，泰勒斯、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欧几里得……什么都好奇，什么都研究，什么都敢想，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创新。
同时期先秦诸子百家，咱这边战乱不断，最有智慧的人没心思研究那些没用的知识，都在研究如何处理人与人、国与国的关系。
少数研究自然的，主要也是研究农业这种能填饱肚子的。
这种功利主义价值观延续至今，多数国人对世界的本质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死亡是怎么一回事，人为什么要有信仰这些没卵用的问题毫无兴趣，好死不如赖活，笑贫不笑娼，搞钱才是王道。
但古希腊这种充满自由思想的文明之光，到罗马帝国时期已黯淡不少，等西罗马灭亡，欧洲进入黑暗中世纪后，彻底断片。
14世纪黑死病，夺走无数性命，末日氛围下，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享乐主义盛行，数百年来一直掌握最高话语权，遏制一切自由思想的罗马教权受到史无前例的重大挑战。
经过百年复苏，呼唤以人为本，关注现实，强调自由表达，反对思想禁锢的文艺复兴运动，终于逐渐燃起火焰。
要复兴的，就是古希腊文化。
紧接着，大航海时代带来的海量财富和全球贸易体系的建立，富起来的新兴资产阶级（市民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要求更多权利。
为打破教权独大，很快又掀起了你死我做的宗教改革运动和惨烈的三十年战争。
再然后，启蒙运动继承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破”，完成了最重要的“立”。
“立”的核心，还是恢复古希腊的理性精神。
此时，牛顿已创立经典力学，理性精神终于迎来了最重要的帮手——建立在数学基础上的自然哲学（科学）。
理性精神，科学态度，实事求是，说的是一回事。
不分国籍、无论立场，这应该是现代人认知世界、做出判断的通用方法论。
而古希腊的另一项精神遗产，民主思想，同样在反对教权、王权、贵族特权，争取全民平等自由的斗争中，完成了理论化。
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我不赞成你说的，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然后就是美国和法国的革命，把理论变成实践。
最后就是一战、二战、冷战的相继落幕，越来越多“皇冠”落地。
为什么今天那么多西方人把不能吃不能喝的民主自由价值观看得比实打实的经济利益更重要？是不是看起来傻透了？
因为这是从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把《九十五条论纲》贴在维滕贝格诸圣堂的门上开始，过去500年，人家列祖列宗前赴后继，流血牺牲，才换来的宝贵遗产。
路德张贴《九十五条论纲》
到明清时期，中国已完成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全面闭环，觉得大功告成，后人只要维持就行。
但随着大航海时代到来，以及西方在技术上的代际碾压，过去200年，全世界被迫卷入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化巨浪中。
对所有亚非拉落后国家来说，这个被迫全球化的过程，一言难尽。
特别是对中国、印度、伊朗、土耳其、埃及等历史悠久的亚非文明古国而言，心里更不是滋味。
毕竟，老子祖上那么阔，怎么今天沦落到这般田地？
对于西方殖民者，站不同视角看，理解完全不同。
西欧开启大航海时代的目的就两个：更多财富，更多信徒。
对西方商人，有人看到的是全球分工和机器化大生产带来的财富爆炸式增长，能提升全社会福祉，有人看到的是打不开中国市场的英国商人用鸦片毒害国人，窃取中国财富。
对西方传教士，有人看到的是开学校、办医院，启迪民智，大爱无疆，有人看到的是传教士和教会成了拥有治外法权的特权阶层，作威作福，践踏中国传统文化。
为保护本国商人和传教士，有时就需要军队出马。
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即是为了报复清廷无端残杀巴夏礼使团，也是为了掩盖他们贪心四起，盗窃圆明园无数稀世珍宝的罪行。
英法联军的无耻罪行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但咸丰帝的愚蠢和残忍，也是不争的事实。
面对这种复杂局面，国人认知自然出现严重分化。
自尊心太强的，恨死带路党，坚定维护传统，反对西化。
自卑感过甚的，恨铁不成钢，呼吁彻底改革，全盘西化。
强烈的自尊心和自卑感交织混杂，双方各执一词，反映到政治经济形态上，就是维护传统的保守派和推崇西化的改革派之间反反复复的冲突和妥协。
第一次鸦片战争，没有把天朝上国打醒。
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城，清廷才算醒悟过来，继续顽固不化，只会作茧自缚，自取灭亡。
此后，所谓保守派（右派），也支持改革，但希望尽可能保留中国传统精华，再一点点吸收西方所长，摸着石头过河，走渐进式改革之路，避免步子迈得太大，造成不可控的后果。
所谓改革派（左派），则希望快刀斩乱麻，毕其功于一役，与传统一刀两断。
最开始的改革尝试是洋务运动。
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医结合疗效好”，是相对保守的渐进式改革。
但急于扩张的日本，不愿也不能给中国投石问路的渐进式改革留足时间。
岛国历来靠海吃海，属于农耕文明和海商文明的混合体，既有服从坚韧的一面，也有冒险进取的一面，知道自己偏居一隅，相对落后，心理包袱较轻，知耻后勇，更愿虚心向强者学习。
中国过去发展大河文明太过成功，形成强烈路径依赖，很难迅速否定过去，彻底改革。
所以中国只敢采用保守疗法，日本则敢全面西化，脱亚入欧。
因岛国资源贫乏，土地承载力有限，日本自古就觊觎隔壁的大陆沃土（唐明两次与日军在朝鲜激战）。
我们常戏称“小日本”，其实日本列岛这块地，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面积比今天德国还要大，只要施政得当，完全有可能晋升为世界级强国。
明治维新的成功，使日本第一次拥有侵略中国的强大实力。
“离上帝太远，离日本太近”，这是近代中国强国梦被一再打破的最主要外因。
说到底，还是地理决定论。
明治维新刚6年，日本就试图吞并琉球和台湾，但实力不足，只吃下了琉球。
10年后，又试图把中国势力赶出朝鲜，扶持亲日政权，还是实力不足，被袁世凯扑灭。
“卧薪尝胆”又10年，甲午一战，完败清军，一举拿下梦寐以求的朝鲜、台湾、辽东（后被迫吐出），自此国运昌隆。
原本同光中兴30年，国内基本安定，洋务办得有声有色，对外也就打了场“不败不胜”的中法战争，然而甲午战败，创纪录割地赔款，无论庙堂江湖，心态都绷了——连日本都骑在我们头上了！渐进式改革没戏！时不我待，必须下猛药，急起直追！
这一急，动作就变形了……
先是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
但改革派光绪动作幅度太大，保守派慈禧怕出乱子，给掐灭了。
再解释一遍，这里说的保守派，不是冥顽不灵的死脑筋，而是希望走风险更可控的渐进式改革的右派。
洋务运动时期，最高权力一直掌握在慈禧手里，没有慈禧点头，洋务派敢造轮船修铁路？
但紧接着，民间仇洋情绪兴起，慈禧误以为民心可用，又出昏招，围攻使馆，招致庚子之乱。
时隔40年，北京再次陷落，中国人均负债1两白银，甚至整个东北都被沙俄趁机吃下，“黄俄罗斯计划”眼瞅就要“梦想成真”。
留给清廷渐进式改革的时间，真不多了……
1905年，日本打败沙俄，“黄俄罗斯计划”夭折，再次大大刺激中国，留日风潮兴起，立宪声音压倒专治，清廷宣布预备立宪。
但此时，渐进式改革时间窗口已关闭。
社会上，革命势力暗潮涌动，你却顺应民意，放松管制，开放报禁，废除科举，只能重蹈路易十六覆辙。
辛亥革命成功后，政体照搬西方，反而乱象频出：复辟接连上演，军阀长期混战，议会闹剧不断，腐败愈演愈烈……
一战给中国赢得几年缓冲时间，但日本却加紧侵华，巴黎和会更是激怒无数爱国青年。
内心强烈的屈辱感和自卑感，让更多国人坚信，光在形式上模仿西方政体没用，必须有更激进的改革。
这才有了五四新文化运动。
这段历史，《觉醒年代》描绘得特别生动。
政治形态上，一部分激进的改革派，继续支持孙中山从中华革命党改组而来的中国国民党；
一部分更激进的改革派，接受了苏俄革命道路；
还有一部分最激进的改革派，接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想。
想走苏俄革命之路，说到底还是着急，想跨过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弯道超车，直接进入更高级的强国快车道。
文化形态上，对儒家思想全盘否定，甚至想把汉字彻底摒弃，“汉字拉丁化”一度成为学界共识。
今天回头看，新文化运动功过各半。
一方面，当时的新派知识分子发现中国积贫积弱最主要的内因是民智未开，愚昧反智，也成就了鲁迅“人血馒头”的神来之笔。
而启迪民智的关键在“德先生”和“赛先生”。
另一方面，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全盘否定的极端思潮，影响了一大批左翼知识青年，50年后被这群掌权的知识青年“发扬光大”，成为我民族最惨痛的文化浩劫。
政治路径选错了，还有从头再来的机会，但传承3000多年的无数文化瑰宝被毁，就再也回不来了……
北伐成功后，因救国理念相左，两党决裂。
国民党内的保守派（右派）在清洗我党成员（极左派）时，把同情我党的改革派（左派）也一同清理，一时手足相残，血流成河……
很快，大萧条来临，迫于国内压力，日本也变得越来越激进，1931年后，不断加紧侵华，刚完成国家形式统一的南京国民政府试图自强救国的努力，被再次阻断。
最后，更激进的我党，依靠更强的执行力和战斗力，逆风翻盘，打败了不够激进，且派系林立，腐败严重的国民党政府军，完成两大不朽功勋：
一、自民国建立以来，彻底结束内战和地方割据，第一次实现全国实质性统一，恢复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
二、自晚晴以来，第一次实现国家内政外交上的完全独立自主。
但此时，中国积贫积弱太久，百废待兴，时不我待，梦想“三年超英，五年赶美”，“亩产水稻13万斤”，还是犯了不顾现实，急于求成的毛病。
后来又想迅速扭转大众意识形态，“狠斗私字一闪念”，把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一起全盘否定。
改开前各种自强救国的努力，陷入一个循环：情况越糟糕就越着急，越着急就越容易动作变形走极端（极右如义和团，极左如五四后的新文化），越走极端就越容易坏事……
哪怕改开后，还是因为突然打开国门，惊讶于自身太过落后，自卑感上头，一度出现过走向另一个极端的趋势：否定传统，全盘西化。
只是地球是圆的，左走过头就是右，右走过头就是左。
这时，中国出现了“左右互换”：国内左派成了思想保守，维护传统（小粉红）的代名词，右派反倒成了主张激进改革（带路党）的代名词。
直到最近30年，我们才重新摸索出一条渐进式改革的平衡之路：社会高度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经济持续增长，国力快速提升。
GDP总量上，我们已稳居世界第二，5-7年后大概率排名世界第一。
人均GDP上，我们已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跻身世界前1/3行列，超越欧洲较弱的保加利亚和亚洲较强的马来西亚，和当年的“金砖”兄弟分道扬镳，向中等发达国家进军。
经过一个半世纪的曲折探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正在一步步实现。
虽然我们实现了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但人活着，不只是追求吃饱穿暖，买房买车。
滥觞于古希腊，形成于启蒙运动，普及于二战后的现代文明两大基石，德先生和赛先生，在被隆重介绍给国人的一百多年后，许多国人依然不解其中三昧。
1930年，梁漱溟和胡适有一场著名论战：谁是中国最大的敌人？
梁漱溟认为“第一大仇敌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考虑到次年就爆发了九一八，也可以理解为我上面说的，日本步步紧逼是阻碍中国走向富强的最主要外因。
胡适则认为国人自身的“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才是最大敌人，也就是我上面说的“民智未开，愚昧反智”。
从相信跳一段舞蹈，念一段咒语，就能神功护体，刀枪不入，到相信吃了人血浸泡过的馒头就能治肺结核，再到相信新冠是美国针对中国的一场惊天阴谋，辉瑞特效药是江湖骗子，老祖宗留下的中药便宜又管用，甚至相信烧一堆纸钱，对着火堆拜拜，就能让新冠远离中国，跑去感染美日民众……
两个甲子过去了，民智还是让人捉急……
辩证法告诉我们，内因是事物的内在矛盾，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因是事物的外在联系，事物发展的第二因。
梁漱溟和胡适都有道理，但胡适看到了更本质的问题。
那么问题来了：今天，谁才是中国最大的敌人？
历史一再告诉我们，中国需要探索出一条可持续的现代化之路，既保留传统文明的优点（勤劳、坚韧、谨慎、服从），又吸收西方文明的精华（民主与科学），在民主与集权、公平与效率、保守与革新之间实现微妙的动态平衡。
在中国大陆之外的华人世界，有三个案例。
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和新加坡。
香港模式的问题，在于长期被英国殖民统治，150年前就已离开祖国怀抱，去时还是道光帝，归来已成共和国，民国被直接pass，实在太久了，自我认知出现分裂，对祖国大陆的认同感和向心力有待提高。
因为中国太大，强烈的国族认同感，是实现国家统一，政令通达，社会长治久安的认知基石。
台湾模式的问题，在于虽然较好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但政体照搬西方，街头政治、口水政治泛滥，党同伐异，互泼脏水，为了批评而批评，媒体统统带有自身立场偏见，煽风点火，制造族群对立，唯恐天下不乱。
还是因为中国太大，各地经济、风俗、宗教、民族、地理环境上的差异太大，全摆到台面上互相撕逼，容易出现印度的情况，内耗严重，分裂风险大增。
新加坡没有照搬西方政体，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李光耀长期掌权，如今李显龙子承父业，继续统领国家。
2021年，新加坡人均GDP6.7万美元，排名世界第7，属于最发达国家，比中国香港4.9万美元高出一大截。
而上世纪70-80年代经济起飞期，香港人均GDP曾长期高于新加坡。
同时，新加坡政局稳定，政府廉洁高效（清廉指数排名世界第4），治安良好，族群和谐，环境优美（绿化覆盖率高达50%），教育、医疗水平全球领先，八成居民住政府组屋，外交上左右逢源，游刃有余。
可以说，今天新加坡已超越日本，成为全亚洲最成功的国家典范。
新加坡的成功，是新威权主义（精英威权主义）的成功。
与蒋介石治下的中国台湾地区或朴正熙治下的韩国不同，新威权主义并非只是套了个民主政体外壳的专制统治（照原任/余又任）。
一方面，顶层采取威权模式。
由政治精英（贤能）组建的政府班子，因为没有选举压力，不需要把时间花在政治作秀和抹黑撕逼上，也不用迎合极端民粹或民众的短视，从而保证政局稳定、政令合理、政策持续，为整个国家的长远发展考虑。
为保证精英政府政令畅通，不被曲解，乱带节奏，谣言满天飞，媒体和人民的言论自由被明确限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尺度较西方国家更小）。
再用严刑峻法，保证社会安定，人人自律，避免了西方代议民主政体的扯皮低效，以及对自由过度纵容带来的社会混乱，民主成本大幅降低。
由于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政府清廉、人民福祉不断提高，哪怕自由受到一定限制，也还能获得多数国民支持。
当然，这也是因为新加坡主体民族是华族，继承了勤劳、坚韧、谨慎、服从的民族性格。
换到隔壁马来土著为主体民族的马来西亚，人家祖上一直住在气候炎热、物产丰富的热带丛林，不用拼命内卷也能吃饱，天这么热，也不用穿多暖和的衣服，盖多坚固气派的房子，自然生性懒散，忍耐性和服从性较差，且深受伊斯兰教影响，长期分裂成很多个迷你苏丹国。
这种民族性格和文化形态，哪怕自然资源碾压新加坡，也很难复制新加坡模式。
换成继承古希腊、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传统的西方国家也一样，限制自由就像不能呼吸一样难受，政府无力阻止反智谣言满天飞，注定控制不住疫情，新加坡威权模式就很难服众。
另一方面，党内和基层采取民主模式。
由于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客观上实现党政一体，有志从政的社会各界精英只能入党，党员就代表了这个国家最先进的力量。
而党和国家领袖也不是前任直接指定，而是通过党内民主（党内竞争）选拔出来，把能力最强，政绩最优，党内认同度最高的精英中的精英送上领导岗位。
这些年，不少李显龙熟练运用英、中、马来语演讲的视频在国内流传，从演讲内容可以看出，此人继承了父亲李光耀的政治智慧，属于标准的政治精英。
这样选出来的领导班子，行政能力独步全国，就算所有反对党联合起来，上台概率也是零。
所以人民行动党不必担心实行基层民主会影响政权稳固。
这时，民主好处就太大了。
很多基层工作都能下放给民间力量（社区、社团、政府采购、NGO、NPO）自治，既省去政府很多负担和麻烦，居民利益也能最大程度维护。
相比官员替人民着想，为人民服务，人民自己难道不更清楚自己的需求吗？
一旦基层实际情况与政策意图相悖，基层信息也能通过民主渠道及时向上反馈，并快速修正，避免错误政策长期执行，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
这一点，在应对疫情时，特别明显。
哪怕某个选区，某个反对党出现某个支持率较高的政治明星，也只是鞭策人民行动党把工作做得更好，不可能撼动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地位，也就没有绑架政策，朝令夕改，甚至政局动荡的风险。
顶层的威权，确保了政府不会被财阀（有钱人）、军阀（有枪的人）或民粹（有选票没脑子的人）绑架，国家巨轮不会驶错方向。
基层的民主，确保了人民不会被脱离实际、欺软怕硬、官官相护、只对上级负责，不对人民负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官僚主义伤害。
如此一来，威权的风险被民主控制，民主的缺点又被威权消除。
两种政治形态都实现了弃其糟粕，取其精华。
虽然新加坡模式非常成功，但毕竟只是孤悬南洋的一个小岛，被伊斯兰国家包围，地缘环境非常糟糕。
国内有华族、马来族、印度族三大族群，还有大量新移民。
各族不同文不同种，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迥异，不得不把英语、汉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泰米尔人居住在印度最南端沿海地区，类似广东福建，善于出海谋生，也是地理决定论）都定为官方语言，实际共同语是英语，这在中国大陆是不可想象的。
在政治结构和经济政策上，新加坡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探索经验，但在更形而上的文化形态层面，在中国大陆内部，有一个城市更值得学习。
很多人说，上海和香港很像。
上海和香港都深受英国文化影响，但香港是个完全独立封闭的英属殖民地，而上海则是华洋杂处的租界，情况比香港复杂得多。
“租界”二字，象征着主权沦丧的民族耻辱。
但反过来想，西方殖民者可以按照自己的理念，管理这片中国土地，而租界和隔壁华界犬牙交错，互通有无，在租界或附近生活工作的中国人，潜移默化中，就会受到西方文化影响，
但脚下这片土地又是自唐末以来千年未变的经济中心（江南），比孤悬海外的港台新加坡保留了更悠久的中华文化底蕴，更深厚的农耕民族性格。
两种文明形态长期冲撞、混杂、交融，最后形成了一种中西合璧的独特创新-海派文化。
可当年天津、汉口、广州、厦门、杭州、哈尔滨都有租界，甚至连九江、镇江都出现过租界，凭什么只有上海那么特别，值得学习？
从1845年设立最初的英租界，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实质性收回，前后长达百年，在时间的延续性上，其他任何租界都无法比拟。
二、面积最大，外国人最多。
上海租界面积比全国其他23个租界面积加起来还多50%。
最高峰时，上海有16万外国人。
这么大的面积，这么多的外国人，有助于杂交出可持续传承的独特地域文化。
租界最主要的老外当然是最初三块租界的主人：英国人、美国人和法国人。
还有主要经营各种实业（制药、染坊等）的德国人，
聚集在虹口的日本人（所以陈真踢馆的地方叫“虹口道场”），
来自阿拉伯世界的沙逊、哈同、嘉道理等犹太豪门（哈同是在上海白手起家，最为传奇）和后来躲避纳粹迫害的2万多犹太难民，
俄国革命后逃过来的白俄贵族，
日韩合并后，韩国仁人志士组建的流亡政府，
帮英国主子管治安的印度旁遮普的锡克教徒，
来自澳门的土生葡人（有葡萄牙血统），
还有意大利人、丹麦人、瑞典人、奥地利人、西班牙人、荷兰人……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旗上有12个国家的国旗——
上海有法国人造的天主教堂，英国人造的长老会教堂（新教），美国人造的浸信会教堂（新教）、俄国人造的东正教堂，还有犹太人造的犹太教堂，印度人造的锡克教堂，穆斯林造的清真寺，还有中国人自己的孔庙、城隍庙、道观、佛寺。
这种复杂性，别说国内，放眼全球，找不到第二个。
三教九流，华洋杂处，迫使上海必须拥抱一条核心价值观：海纳百川、包容异见。
作为政治中心，当时北京/南京也有很多外交人员，但人家是来当差的，一纸调令，随时准备拎包走人，没把这当家。
但上海的自由开放，多元包容，让很多外国人真心爱上这座城市，把老婆孩子都接了过来，把上海当成自己的家，自然欧美出现什么新鲜玩样儿，都要第一时间引入上海。
像马路、天气预报、煤气、电话、电灯、汽车、无线电、抽水马桶、花洒、自动扶梯……上海都是最早引进的。
好莱坞新片上映一周内，上海就会上映，日本影迷也要跑到上海来看。
所以到上世纪30年代，上海已成为整个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经济最发达、科技最先进、生活最时尚的城市，不仅远超天津、青岛、广州等其他国内大城市，也比香港、新加坡、东京更繁荣。
背后的根本原因，还是地理决定论。
直到今天，海运还是成本最低，运量最大的运输手段，所以大航海时代以来的全球化进程中，天然良港更容易和其他先进文明交流，产生经济繁荣的大都市。
这是今天中国东南沿海经济发达的根本原因。
因港而兴的城市，除了要满足“水深港阔，不冻不淤”的条件，最好还有两个buff。
一是位于世界主航道，来往船只都离不开你；二是有广阔腹地，成为连接眼前世界和背后腹地的枢纽。
像新加坡，扼守世界主航道的关键十字路口——马六甲海峡，才能兴起。
但新加坡就是个岛国，没有腹地。
香港扼守中国南大门，位置同样重要，但背后还有珠三角和珠江航道，自然条件比新加坡更好。
上海位于中国弓形海岸线最中心的突出部，南来北往的船只都绕不开，日韩船只要去南洋，同样会经过上海，而与美国的贸易，上海港出发也距离最近。
更重要的是，上海北靠长三角平原，南依杭嘉湖平原和甬绍平原，沃野千里，水网密布，气候温润，适宜人居。
因为“地灵”，才有“人杰”，千年以来，“江南”一直是中国经济最发达，文化最繁荣的代名词。
而借助长江水道，大型船舶可一路通航到宜宾，皖南、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全串起来，再通过京杭大运河，把北方连起来。
这种自然条件，举世无双。
尼罗河和黄河，一个流经沙漠，一个流经黄土高坡+沙漠，流量不大，水浅滩多，通航能力弱。
亚马孙河和刚果河流量够大，但水位经常暴涨，把陆地都给淹了，反而不利于稳定通航。
俄罗斯境内几条大河和我国黑龙江，都有较长冰期。
欧洲的莱茵河、多瑙河通航能力不错，吃亏在腹地偏小。
恒河腹地人口比长江还多，但河流主体在印度，河口却在孟加拉国，作为国际河流，协调不易（湄公河也类似）。
而且不像长江有明显地势差，便于造大坝调节水量+发电，恒河从喜马拉雅山发源后很快冲出峡谷，几乎完全是平原河流，造大坝难度较大。
只有密西西比河，腹地够大、航道够长、流量还行，能和长江媲美。
但河口不在世界主航道上。
世界主航道是从欧洲经苏伊士运河入印度洋，经马六甲海峡进太平洋，再经中日韩到美国西海岸，穿越巴拿马运河到美国东海岸，再回到欧洲。
对亚洲外贸，走西海岸洛杉矶、旧金山，对欧洲外贸，走东海岸纽约、波士顿，美国东西海岸间的内贸，主要靠铁路和卡车。
密西西比河入海口对着相对落后的拉美，去亚洲要绕巴拿马运河，去欧洲要绕佛罗里达半岛，划不来。
而通过一系列运河，密西西比河流域经五大湖，最后和纽约港连了起来，所以美国内陆物资完全可以经纽约和世界相连。
总之一句话，上海的地理条件，纯属老天爷赏饭吃。
在人类迈入星际文明之前，只要我们自己不折腾，一心一意搞经济，同时探索可持续的现代化之路，上海超越纽约、东京、洛杉矶、伦敦，成为蓝星最靓的仔，毫无悬念。
政策可以变，但城市位置没法变，上海买房，永远是有钱人最稳妥的选择。
回顾上海百年租界史，很多细节值得玩味。
上海最早的英租界在老黄浦区（苏州河-外滩-延安路-南北高架之间）。
之所以没把租界直接划在长江口，一是长江口风浪较大（相比上海港，宁波-舟山港先天条件更好），而长江入海前的最后一条支流黄浦江也有不错的通航能力，能作避风港。
二是上海早在1291年（元代）就已设县，明嘉靖年间，为抵御倭寇，又建了城墙。
这就是上海今天的老城厢（原南市区），豫园、文庙、老西门、小南门都在这，当时上海已有十多万人口，根本不是什么小渔村。
英国人初来乍到，需要中国地方政府和民间劳力协助，就把租界设在县城北边，方便做生意。
法国人跟来后，就在英租界和上海县城之间的狭长区域，建了法租界（金陵东路、大世界、十六铺一带）。
美国人跟来后，就贴着英租界西边，搞了块美租界（老静安区和苏州河以南的普陀区）。
为响应太平天国运动，1853年，上海爆发小刀会起义，租界人心惶惶，英美法组成公共租界，以求自保。
起义扑灭后，法国退群，自己单独玩去了。
后来法租界向西大幅拓展到北卢湾、北徐汇和长宁一部。
英租界和美租界重新合并成公共租界（中区和西区），后来跨过苏州河，扩充北区和东区（虹口区和杨浦区南部）。
华界城区主要有南北两块。
南边的是上面说的老城厢（南市）和肇嘉浜以南的卢湾徐汇。
北边的是苏北流民聚居的闸北和向西扩建的普陀。
1930年代，国民政府还曾以江湾五角场为中心，雄心勃勃打造“大上海计划”，可惜被抗战打断。
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三界犬牙交错，导致上海出现罕见的“一市三治”。
电压不同，有110伏，也有220伏。
电车轨道不同，从闸北到公共租界、法租界，再到南市，要换三趟车。
连黄包车牌照都不一样，车夫至少得捐两块牌照才能正常经营。
最重要的是法律不同，有用英美法、有用法国法，有用大清律或民国法。
这和我们今天说的一国两制也不一样，因为三区之间没有硬性边界，情况就很复杂。
比如你在华界不能骂清政府，鼓吹排满革命，那是杀头的大罪。
跨过一条马路，到法租界就可以随便骂，报纸随便印，书籍随便出，这是民主权利。
清政府一点办法没有，革命思想就这么传播开了。
我党一大在法租界召开，也是打了这个擦边球。
别看现在新天地非常繁华，100年前还属于法租界边缘地带，便于隐蔽。
即使如此，当时整个西方都想绞杀苏俄革命，在法租界搞这种秘密集会也不允许，马林被盯上后，果然巡捕房来搜查，最后一天只能去嘉兴吃粽子。
所以二大时，我党代表又长了个心眼，选了公共租界中区、西区和法租界的交界地带（今延中绿地西北侧）。
周恩来后来在上海组织地下活动，也是不断用假名换地方住，租界里，只要交钱就行，没人管你是谁。
1916年6月，一战远东战场上，奥匈帝国军队在伯力战役中被俄军打败，一个学建筑的奥匈帝国士兵被俘。
2年后，十月革命爆发，这个年轻士兵趁乱逃跑，一路逃到哈尔滨。
但此时，奥匈帝国已被肢解，士兵本是匈牙利人，家乡却被划给斯洛伐克，他突然成了没有祖国的流民。
无奈之下，只能来到上海，因为这是他所知道的唯一不需要任何身份证件也能工作生活的地方。
上海成就了他的建筑大师生涯，他也为上海留下了国际饭店、诺曼底公寓（武康大楼）、大光明戏院（大光明电影院）等一票灵魂级建筑遗产。
他就是拉斯洛·邬达克。
英法租界之间有条界河，在今天延安东路-西藏南路一带，叫洋泾浜，大量货物都在这里装卸，洋泾浜上的桥就成了三不管地带。
哪怕有人贩毒，法租界巡捕来抓人，只要跑到桥那头的公共租界，巡捕就拿你没辙，反过来也一样。
由于华洋杂处，为了和老外打交道，不少上海人学会了一口“小笼包味”的独特英语——词汇来自英语，语法依据汉语。
后来这种英语被称为“洋泾浜英语”，久而久之，“洋泾浜”就成了嘲笑别人发音不标准，不地道的代名词。
这就要说到上海话的独特性。
开埠前的上海话，属于松江话一个分支，松江话则属于吴语太湖片的一个小片。
开埠后，外来移民大量涌入，城市规模成倍增长，老城厢里住了500年的上海土著逐渐靠边站。
外来移民主要有四大族群：宁波人、苏州人、苏北人和上海近郊农民。
宁波苏州本就是江南富庶地区，历史悠久，善于经商，离上海最近，正好来帮老外做生意赚钱。
苏北属于中原文化圈，人口稠密，战乱频发，黄河或淮河一泛滥，就得到处逃命，并逐渐形成“往苏南逃”的路径依赖（山东往东北逃，河南往陕西逃）。
上海崛起后，纷纷涌入上海讨生活。
所谓“民国老派上海话”，就是开埠前的“古董上海话”，吸收宁波话、苏州话、苏北话大量元素后的杂交产物。
比如苏北话“乖乖”，是表达强烈的惊讶、赞叹的语气词，被上海人拿来发扬光大，后来甚至跟着外逃的上海人传到香港。
郭富城的《浪漫樱花》主题曲里就有“乖乖隆地冬，come and dance with me……”
总之，来了就是上海人，走了就不是上海人。
有本事在上海赚大钱，买房买车娶妻生子的就是上海的主人，没本事赚大钱，交不起房租就只能灰溜溜滚蛋。
所以1949年之前，上海人员流动非常频繁。
这使得上海话一直处于快速流变的活跃状态，是其他吴语方言区不存在的。
最典型的案例：“阿拉”本是宁波话“我们”的意思，老派上海话应该叫“吾呢(ngu'gni)”，但上海实际上是混用的，能听懂就行。
由于“ngu”这个音很难发，后来上海人越来越懒，直接发成“wu”，我这代80后上海人一般都这么说，还被很多自以为说着一口正宗上海话的老人抱怨“现在的小孩不会说上海话”。
这世界从没有什么“正宗XX话”。
你的故乡，不过是祖先移民的最后一站。
除非没有人员流动和创新交流，一切静止不变，“正宗”的东西才能一直传承下去。
文明就是要在不断交流中碰撞火花，才能创新进步。
否则，最“正宗”的智人今天还在东非草原打猎。
否则，就不会有“河北特产正宗安徽牛肉板面”。
站在更长的历史周期看，正宗≈骄傲自大，故步自封。
以前我说，挺喜欢澳洲“欧洲底子+亚太地缘”的多元文化，希望以后送孩子去澳洲留学。
很多人担心：土澳那口音太不正宗了，以后孩子改不过来，出去和美国人交流，多土啊……
美国北部、南部、西海岸口音都不一样，VOA标准美语实际上是中西部荒漠的口音，目的是方便西进运动时，来自五湖四海的移民交流。
移民国家，管你咖喱味、大蒜味还是咖啡味，早就见怪不怪。
语言的根本目的是交流，能听懂就行。
你在国内学了一口标准美语后信心满满跑去美国，当地很多方言词和俚语还是听不懂，只有在当地生活一段时间，才能慢慢融入这种语言文化中。
前现代社会，语言象征着阶级身份，用以分别“人上人”和“人下人”，所以茴香豆的茴要搞出四种写法，古典英语要搞出一堆不符合发音规则的词汇，增加学习难度，英式贵族教育还非要学拉丁语。
但现代社会追求的核心价值观是“民主”，也就是人人平等，好好说话，别装逼，别歧视。
上海话的演变，也非常符合这种现代社会价值观。
除了兼容并包，变化迅速，和其他所有吴语区最大的不同是，上海话中有大量源自英语词汇的奇特创新。
我做了个表格，有兴趣可以看下——
首先，上海话创新完全无视语法。
名词可做动词，water=损坏；
名词可做形容词，tendency=吃相难看的；
动词可做形容词，on sale=不靠谱的；
短语可做形容词，too bad=不厚道的；
中文动词+英文名词，混chance；
中文动词+英文动词，接leads；
中文动词+英文形容词，扎dashing；
英文名词+中文形容词，monkey精；
英文形容词+中文名词，Russian汤；
甚至句子都可以做名词，I say=阿三。
其次，上海话创新脑洞非常大。
比如number one（拿摩温）的引申义就令人意想不到，但仔细琢磨，又十分形象，拍案叫绝。
随着上海城市地位强势崛起，上海话也逐渐成为吴语区中最强势的代表性方言，周边吴语城市也逐渐吸纳了上海话的很多创新词汇。
又因为一大批流量作家微博大V都在上海租界里码字，把很多用上海话翻译的词汇写入作品，全国流传，最后成为普通话。
如果你懂上海话，会发现“沙发”、“咖啡”、“巧克力”这些外来词，用上海话读更接近英语。
那时的上海，不拘一格，汇天下英才，海纳百川，集百家所长，锐意进取，开风气之先，引领着全中国的现代化。
今天移动互联网全球普及的时代，回头看当年的上海话创新，会发现无比超前，和今天层出不穷的网络流行语一样——
源自生活，简单实用，打破语法，形象生动，脑洞大开，广泛流行。
干饭人、凡尔赛、躺平、内卷、神兽、后浪、爷青回、芭比Q、EMO、gg、yyds……
透过这些流行语，你还是能依稀察觉出，当代年轻人潜意识里对民主、平等、自由价值观的认同。
过去几十年，上海、上海人、上海文化，在国内口碑一直不太好。
一是上海过往成就太过耀眼，很难不让人羡慕嫉妒恨，上海城市文化也太过特立独行，自成一体，很难让其他国人认同。
所以上海一直被贴上“崇洋媚外”、“买办文化”等负面标签。
有个“十三点”端着红酒杯排队做核酸，照片上网后被全国人民口诛笔伐，作为上海“崇洋媚外”的罪证。
归根到底，越丑的人越怕人家说他丑，越穷的人自尊心越强，越怕被别人看不起。
中国祖上阔过，近代又被打残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卑感扭捏在一起，很多对西方不够了解的国人，就容易对西方产生强烈敌意。
那些帮洋人办事，被洋人同化的同胞，则是“认贼作父”的二鬼子，更可恨。
但你仔细想想，中国挨打是因为落后，落后就要向先进文明学习，上海因为独特地理位置，最先深入接触西方文明，不断学习吸收，并努力与中华文明融合，为中国探索走向现代化的创新之道，这有什么错？
上海人是崇洋，洋人送来的好东西，为啥不吸收？
但上海人也爱国，老祖宗传下的好东西，为啥要丢弃？
所以上海人爱喝咖啡，也爱喝茶，爱喝红酒，也爱喝绿豆汤，爱吃西冷牛排，也爱吃东坡肉，爱吃提拉米苏，也爱吃生煎小笼，又有什么错呢？
但第二个原因，的确是上海人自身问题——排外。
为什么一个当年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什么样的异见人士都容得下的上海，会突然变得如此排外？
因为高度市场化的人才流动被禁止了。
计划经济时代，物资短缺，国家无力负担过多城市人口，城市也没那么多岗位给进城农民，就通过城乡二元的户口制度，把城里人和农村人一分为二，各过各的。
那些40-60年代出生的第二代上海移民，拿到了无比宝贵的上海城市户口。
由于上海继承了民国遗产，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工业中心城市，哪怕全国都很穷，国家依然会优先保证上海物资供应。
过往如此辉煌，现在依旧是共和国掌上明珠，人口流动被禁，“人上人”地位不可撼动，温室里的上海人自然容易产生傲慢与偏见，抱团洗脑，不断强化这种充满优越感的“高华”身份认同。
正常社会的人群一定正态分布，上海人哪怕海外关系多一点，见识广一点，生活条件好一点，也还是少数杰出，多数平庸。
越是平庸愚昧之辈，越容易产生迷之自信——上海之外皆乡下！
除了户口，语言也成了识别身份地位的重要手段。
只有住上海市区，讲一口“标准”上海话，才是上海人。
上海郊区，讲着松江、青浦、奉贤等本地方言的，不算上海人。
虽然双方沟通毫无障碍，只是语调上有轻微差异，也一概打入“乡下人”行列。
如果你对一个迷之自信的上海人说，你们“上海本地人”如何如何，相当于是在骂他“乡下人”——你才是本地人，你们全家都是本地人！
即使在市区，上海人还是无法免俗，为了虚荣心，互相撕逼。
当年法国人最会过日子，花园洋房，梧桐大道，咖啡红酒，法租界也搞得最高大上，加上同样宜居的公共租界西区，成了老上海口中所谓“上只角”，房价最高。
其他较晚开发的租界、华界或城乡集合部，称为“下只角”。
直到改开初期，由于城市界面没有太大变化，上海市区居民依然存在这种可笑的歧视链：
静安>徐汇>卢湾>长宁>黄浦>虹口>南市>杨浦>普陀>闸北（光这个排序，上海人内部也能吵翻天）
啥？那是乡下！根本不入流！
“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
直到最近30年，在正确的政策引导下，上海重新张开怀抱，海纳百川，再次依靠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展翅腾飞，逐渐恢复昔日荣光。
只不过有些曾独享政策红利的老上海人，面对越来越陌生的新上海，可能还是会流露出对外地人（新上海人）骨子里的歧视。
如果你在上海曾感受到过上海阿姨爷叔的歧视，我作为他们的晚辈，向你表示诚挚的歉意。
虽然地理决定论是根本，但别忘了，政治形态也会影响文化形态，并反过来影响经济形态。
那一代上海人的傲慢和排外，是在禁止市场经济，禁止人口流动的政策助推下形成的。
1949年之前上海的光辉岁月，不是靠县城里住了500年的土著上海人后代创造的，而是靠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才，共同打拼出来的！
当时的上海，特别像今天的深圳。
来了就是深圳人，走了就不是深圳人。
有本事买得起房，你就是深圳的主人，买不起房，最终只能灰溜溜滚蛋。
今天的上海也一样，全国最牛的人，才能坐拥陆家嘴滨江豪宅。
祖孙三代都在上海市区居住，但孙子平庸，买不起市区婚房，就只能灰溜溜搬到郊区。
虽然经历了40年蛰伏期，但上海独特的城市文化，依然延续至今。
很多人嘲笑上海人斤斤计较，小家子气。
但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老百姓没有铸币权，没有收税权，手里就这么点钱，想让日子过得更好，当然要讨价还价，能省则省，这不也是理财真谛吗？
很多人嘲笑上海人只吵架不动手，俩大老爷们能在车上对骂半小时，互相威胁无数次，但就是打不起来，看得人捉急。
但你家孩子和同学发生冲突，难道你会教育他“吵什么吵，直接上去削他”？
现代社会讲究法治精神和经济理性，打赢坐牢赔钱，打输住院受苦，本就图个情绪宣泄，吵架安全又实惠，为啥要选性价比更低的打架？
上海人可能是中国大陆法治意识最强的一个族群，哪怕居家隔离期间，还有不少上海人会拿出《传染病防疫法》和工作人员据理力争。
很多人嘲笑上海人不愿通融，缺乏人情味。
因为上海人有很强的契约精神。
做事谈生意喜欢丑话说在前头，风险事先挑明，做不到的事不答应，不会死要面子夸海口，实事求是，有一说一，亲兄弟，明算账，约定全白纸黑字写下来，避免事后扯皮，对大家都好。
很多人嘲笑上海人为人冷漠，不讲义气。
因为上海人深谙群己权界之道。
公共问题，上海人也会热心关注，积极建言。
比如居家隔离期间，上海市民体现了强烈的自治意识和互助精神，我的团长我的团。
但私域问题，别人不想说，你不能随便打听，人家不想听你说，你也不能只图自己口嗨。
总之，我的事你别管，你的事我也不管，和大家都有关的事，一起来商量。
有事说事，别刚认识就和我称兄道弟，把我往死里灌，上海人不兴这套。
比如北京的哥能从中南海一路吹到克林姆林宫，但上海差头司机大多少言寡语，表现“冷漠”。
因为可能你服务的乘客正在工作，看手机，休息，或者人就不爱说话，你非拉着人家唠嗑，是只满足自己交流欲，不顾别人感受的自私举动。
但如果乘客主动表现出聊天欲望，差头司机一般也会给予回应。
很多人嘲笑上海人小资浮夸，精致虚荣，我们欠郭敬明一个道歉！
上海本就是中国经济最发达、有钱人最多的城市。
有些有钱人好虚荣，喜欢买、买得起也买得到各种奢侈品，只要花的不是来路不正的钱，你管人家买什么？
国家鼓励居民消费升级，支持海南打造国际旅游岛。
你去三亚免税店看看，不都各种奢侈品吗？
上海有钱人是不少，但穷人更多，有人团Shake Shack上百元的汉堡，也有人吃咸菜过馒头，正常社会不都这样吗？
很多人嘲笑上海男人整天围着菜场厨房“买汏烧”，没出息。
尊重女性，主张男女平权，家务谁都能做，不正是现代文明提倡的平等观念吗？
在女拳师横行互联网的几十年前，上海男人已深谙此道，并在生活中长期践行。
很多人嘲笑上海人唯唯诺诺，胆小怕事，不像北京人或广东人那么敢说。
对比京沪粤三地媒体尺度，能明显看出，上海本土媒体就是渣渣，谨小慎微，稍有敏感的内容都不碰。
这种媒体风格和上海人性格一脉相承。
上海人既重视现代文明的“秩序”（明规则），也深谙中国国情的“规矩”（潜规则），大家都懂的，那就不聊政治，反正聊了也没用。
所以上海人喜欢聊更实在的话题，炒股、买房、赚钱……
过去，我认为这也算上海人的优点。
2022年以后，可能很多上海人的认知会发生改变。
说了这么多上海人的特点，但要说有什么是最能体现上海人精神的，我觉得是这三个字——
意思是能理解问题本质、看透事物真相，并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这也是上海文化中，对为人处世的最高评价。
一是有“拎得清”的能力（智慧）。
这需要具备开放包容，实事求是，理性精神，科学态度，从而产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拨云见日，直击内核。
这是华洋杂处的过往，和改革开放的今天，共同塑造的。
二是有“拎得清”的意愿。
到底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呢？
一方面，上海植根于江南，植根于中国，同样继承了大河农耕文明的优点，勤劳、坚韧、谨慎、服从，识大体，顾大局，温润谦和、允执厥中、团结一心，众志成城。
另一方面，上海也吸收了现代文明的价值观，民主、平等、自由、博爱。
如果两者产生矛盾，就需要拥有智慧和勇气，找到一条平衡之路。
比如张文宏医生，虽然生于浙江瑞安，但从上大学起，就长期在上海学习工作生活，深受上海城市精神影响，在这轮疫情中的表现，属于“拎得清”的典范，深受上海市民喜爱。
写这篇文章，一方面想正本清源，为“污名化”的上海正名。
上海不像有些人骂得那么不堪，但这次疫情的确暴露了太多太多问题。
可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如果真能读懂我上面说的一切，可能会发现，根本上说，这是两种文明形态在突发极端状况时产生互斥现象，并迅速扩散，导致顾此失彼，进退两难的恶性循环。
上海过去对海商文明吸收越彻底，市民阶层对现代价值观认可度越高，社会分工越精细，市场运作效率越高，服务型政府做得越好，遇到市场活动被突然强制打断，一切回到计划管制时代，早已习惯前台服务外包，自己只做后台支持的服务型政府突然要转回前台，变身大包大揽的管制型政府，就会越显得心有余力不足，形成强烈反噬，显得手忙脚乱，朝令夕改。
医疗资源、民生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全方位挤兑，又会带来顾此失彼，协调失灵，动作变形，更加粗暴的管制措施，使得习惯生活在现代文明环境中的上海市民怨声载道。
原本人情冷漠，群己权界清晰，邻居如同路人的上海市民，在很多居委、物业被团灭的情况下，迅速发展出一套以团购+互助+志愿者为核心的社区自组织，由此带来的暖心正能量不断消解越来越多的社会负能量，也是同样的原因。
可以说，这场奥密克戎疫情，是中国现代化之路上遭遇的重大考验。
我们需要拥有智慧和勇气，在两种文明形态之间，找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平衡之路。
放眼世界，印度、伊朗、土耳其、埃及这些对本国历史充满民族自豪感的文明古国，也面临类似考验。
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贫富分化加剧，美国自身也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越来越多第三世界国家老百姓对美国说一套做一套的“双标”嗤之以鼻。
土耳其埃尔多安，埃及穆兄会，印度主播公然抨击美国双标，力挺俄罗斯……
面对困境，逆全球化浪潮兴起，包括欧美内部，也都有重新走向保守、孤立、对抗的强烈呼声。
回顾历史，极端保守主义和极端激进主义一样，本质是“愚昧”的体现，与人类走向现代化的大方向背道而驰。
极端保守派，犹如义和团，抵制辉瑞特效药，违背实事求的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
这时，不妨静下心想一想：
过去3000年，中国为代表的大河农耕文明和希腊为代表的海洋商业文明，各自有哪些优缺点？
过去500年，为什么是西方引导全人类走向民主与科学的现代社会？
过去160年，中国历代仁人志士探索各种自强救国之路，都有哪些成败得失？
尤其是上海探索的“中西合璧”的独特道路，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过去50年，新加坡模式的成功经验，对中国有何启发？
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成功，究竟靠的是什么？
过去一个月，上海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吃好穿暖，有房有车只是现代化的基本物质条件。
更重要的是，通过进一步改革开放，进一步提升国民受教育水平，使得多数国人的认知模式，完成现代化转型。
用理性代替盲从；科学代替愚昧；民主代替独裁；平等代替特权；实事求是代替弄虚作假；互相尊重代替两极对立。
再问：今天，谁是中国最大的敌人？
我想，应该不是奥密克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