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德与妻子，在“卢湾体育馆”门口跳“探海”。本文图片均由阿德提供

退休以后的每一次的演出、比赛，阿德都很珍惜，留存照片记录。其中一张他最喜欢，秋日夕阳下的伦巴“探海”照片，比站上领奖台的照片更喜欢。照片摄于卢湾体育场，2019年的9月，上海市交谊舞锦标赛决赛那天的候场间隙。这场比赛由上海市体育舞动协会组织，规模不小，按年龄段分成A、B、C三组，比赛项目多，从清早比到天黑。

那一年，阿德69岁，与妻子参加65岁以上的C组。光是C组，每次上场比赛八对十六个选手，三组共有二十四对选手。音乐也是比赛组委会随机播放的，需要选手随机应变。阿德讲那时的赛制，印象很深。当时他心中有点打鼓，额头冒了汗。一入场，天花板很高，镁光灯也亮，场地又陌生，人又多。

候场中，妻子悄悄说，阿德我们出去透个气。拉他出去，又把准备好的舞蹈练了一遍。就是在这个刹那，被相机捕捉到：他高扬左臂，左腿与左臂在同一水平线，拉出干净利落的线条。妻子把左手递给他，靠着手腕的力量，整个身体前倾，展臂，捻步，裙摆飞出。两人都带着灿烂笑意，畅快极了。背后是秋风轻拂，夕阳斜照石墙金字“卢湾体育场”。那是伦巴舞里的“探海”，舞姿如其名。

重新进了场，他和夫人说好：“只管跳舞不看别人，按准备好的内容跳，尽力就好。”正式比赛时，“全情投入进去了，紧张感就淡了。”一曲舞毕，最后取分数最高的选手决定名次。他和夫人共跳了两个舞，一个伦巴，一个吉特巴。两个分数相加，再加上技术分、音乐表演分，加权算分。最后名次报出来，金牌！

以下是舞蹈爱好者阿德的自述：

我64岁正式退休才开始练舞，之前是汽车修理工。60岁退休，又被返聘，算一算跟车打了45年交道。妻子比我先退休，她先学的舞蹈，她和那些姐妹跳的时候，都跳男部。看她跳，我也想跳。我心里想，就会行动，我请妻子做我的老师。妻子说，舞蹈最重要的就是“神”，你得让看得人知道你最“精神气”，不自信，整个人就打不开。于是，我们换了个练舞的地方，去老房子，就是惠民路118弄。老房子有个花园，夏夜里，我们用手机连上蓝牙音箱，开着音乐跳舞。我夫人就说，你不要记什么拍子、什么动作，就跟着我跳，我说好。当时花园开着各色各样的花，院子里有个金鱼池，全是活水。月光特别美，风一吹，望见地上的影子，我夫人的裙摆就像一朵花。可惜呢，这都修整过，小时候，这里围墙不是石头水泥，全是一两米高的细竹竿，那才好呢。穿堂风吹进来，那才叫夏天。

阿德与妻子在家练习舞蹈

后来我又接触了两位老师，部队出身的辛老师和阿华老师，他们问我，怎么想到要学舞蹈？我说我养了一辈子花，跳舞的时候感觉自己像一朵花一样。老师就说，可以了。我想他觉得我对舞蹈是有感知力的。还有一点，我对老师是很认真的。

在汽车修理厂当学徒的时候，我也是这样的。每天第一个到，先打扫卫生，把师傅的修车工具、茶叶拿出来。等师傅干好活，下班前把洗脸水、洗脚水倒好。有的人做不来，会酸溜溜说“拍马”。这不是“拍马”，是对老师的尊重。我们那个时候，学徒尊敬师傅，这是行规。当年修车师傅在外国人的交通运输局工作过，摸过不少好车，攒了大把的经验。你尊重他，他自然愿意多教你，这是相互的。

学舞蹈也跟学修车一样，只不过拆零件变成拆动作。跳舞的年轻人他们有一个用语，叫“抠动作”。我也有一套词，叫“修动作”，我把自己看成一辆车子，每个动作，让肢体“开”到最好的位置。修车那时候，生产资料有限，每个零件都要精打细算，跟现在直接换新不一样，要“调配”，就是把旧零件拆下来，修好再换上。有时候一练两个小时，胳膊腿都好像不是自己的了，我就笑着说真像“调配”安到身上的。

我又一次体会到人生的偶然性

我觉得世界变得最快的一年，是1966年。那时候我16岁，上初二，中途辍学了一年。66年之前，我满脑子还是怎么学，怎么玩，因为肋膜炎，在家待了半年，那时候很孩子气，心里不痛快，想着落下人家进度了，开学要赶上。后来，转校到飞虹中学，没半年辍学，在家待了一年，这一年我话很少，我感觉世界天翻地覆，我对世界的认知也乱套了。我们家门口很多老师、医生不见了踪影，房子都空了。

动迁前阿德家的花园洋房

我们住的惠民路上，有很多欧式风格的小楼，新中国成立前是外国人住在这一带，后来被我们的父辈买下来。外人叫这里“花园洋房”，觉得我们过得体面，后一代也争气，家里子女都有好几个大学生。我和发小对财富没概念，最大的目标其实就是读书，考个好大学，这好像是顺理成章的事。到了66年，日子就“咔嚓”一声，被劈成了两半。一年过去，我从初中生变成维修工。

我进了维修厂，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衣服、鞋，都是黑乎乎的，再爱干净也没用，心里很难过。不知道日子什么时候到头，太煎熬了。我小时候总觉得“做什么”这样大的事，是要好好想的。而现实是不容你“想”或者“不想”。我心里一直都有个医生梦，我的邻居叔伯阿姨里，医生、老师最多，有好几位邻居在医院工作，我还记得他们分别是第六人民医院、虹口区中心医院的医护人员，还有单位医院的医生。

医生治病救人的天职让我向往。我妈妈冬天会咳嗽，天一冷就犯气管炎，我想：“我要是医生就好了”。我那次肋膜炎，最初其实就是皮带勒的，没怎么放在心上，白白浪费一年，我想：“我要是医生，就不会任由小病恶化了”。更重要的，我从小就拿着小手术刀，我从医生爷叔那收集了一小把，给花医病，做手术。对面小楼的吴老师手把手教我，用蔷薇的根嫁接月季的芽。月季花的芽只有米粒大小，我的手颤巍巍的。给它做手术，也是精细活，一点点绑在蔷薇根茎上，这叫“移花接木”，后来新品种春天开了，摇曳生姿。我看着花，心里想自己以后一定是个好医生。

现在全都没了，都是空想。我看着我拿钳子的手，心想这应该拿着手术刀，或者拿乐器吹唱的。我爸爸就开导我，先把手边的事情做好。他也跟我讲他自己，他经历过大“变”，时代变了，人的命运自然也变了。以前我家比较有钱，我爸爸早年跟洋人打交道做棉花生意，买下一栋带游泳池的楼，后来被叫“资本家”。他说他的办法就是转换心态，踏踏实实和纺织原料打交道。因而解放后能够进入上海市纺织原料公司，一路做到仓库主管，洗去了很多人对“资本家”的一些成见。

他的话我能听进去的，我们早上8:00上工，我7:15-7:30就到车间了。4:30下班了，我大概5:00再走，最晚走的那几个人是不固定的，只有我固定。这一点可能受我妈妈的影响，她在手帕整理厂工作，心很细。我也很注意细节，我晚走一些，要把卫生弄干净，检查设备，每天都是这样。我18岁刚进厂，就接到第一部美国福特车要大修。“大修”是个大工程，需要把车子全部拆开、组装、整修，各类榔头、觽子、钳子、扳手全部上阵。我们要“调配”，把汽车零件整修、加工、复原、组装，有个一来一回的过程，十分考验技术。师傅教给我，采用土方法：抛光，镀锌，整理。至于如何还原零件，没有万能公式，这是需要动脑筋的。我都自己找乐子，就像“玩”一样，一点点蛛丝马迹都不能放过，比如螺丝超重、电线坏了都可能造成车子零件没用。有一次，启动马达的轴承坏了，几次修整都不完全，最后绕了一大圈，我才发现竟然是要从车窗加工。所以我师父说，一定要头脑灵活，胆大心细，不同场景下要不同应对，全靠学全靠记。

就这样，三年学徒期快过去，我又看到了转机。上海市第二医学院开始招工农兵大学生，只要一张推荐单。这让我太振奋，心想命运对我也太好了，好像枯萎的梦想又碰到水，活过来了。我下了决心，我要向领导报名，做医学生。我还悄悄打听，厂里报名的人不多，我觉得很有希望。做这件事，我是悄悄的，只有一个发小知道，同事我都没告诉。他们聊天时候说过，去当大学生？三年学徒，其他人拿三十六块钱，走了的人只能拿到十八块钱，傻子才干。我心想，我就干，不要工资都行。

事实是，我又一次体会到人生的偶然性，我偶然得到一个机会，又丢掉了。丢掉的原因很简单，厂里不肯放我走，师傅说我表现太好，聪明、本分，是做维修工的好材料。领导劝我，上海市第二医学院的工农兵大学生是招女孩子的，你报不上的。我很想反驳他，最后我还是无话可说，转回车间做活去了。下班以后，我蹬自行车去外滩，慢吞吞在黄浦江边漫步，吹江风。那时候全是平地，最高的建筑远洋宾馆，是这附近唯一的高楼，还没建好。晚上除了看到江上的大船、驳船的灯火，只能看到乌漆嘛黑的浦东。我看着一团黑，突然很愤怒。

后面学修车，像是憋着一股劲儿，我想我做不了医生，我就把这个做好。身在车间，师傅在修车，我就在旁边偷瞄，在心底咀嚼。如果其中有不理解的，我就盯准师傅休息时间，凑上前去请教。我不仅请教自己的师傅，还向其他的师傅学艺。三年里，我觉得我被一股愤怒推着往前，往前冲，最后去考了高级修理证。有两门要考，一门“应知”，一门“应会”，“应知”是理论，考官会随机抽零件让你判断这是什么。“应会”是操作，把车子某一部分在规定时间组装好。整个厂考过的人很少，我是其中之一，而且我年龄小，二十多岁。最大的区别就是，再去修车，师傅会说：“你怎么变聪明了？”

说起来也很好玩，有一天，我从门口往外看，厂门口排着几十辆车，我觉得待修的汽车像排队的病患，接着想到：我也是有使命的啊，我就是它们的医生。突然之间，我心里一松。一松下来，修车也变有趣了。

我有时候一个人修理刹车片，一干就是一二个小时，我就哼着歌，比如《芦苇火荡》，正好被宣传部的主任听到，问我是不是爱好文艺，愿不愿意做一些文艺工作，我答应了。然后厂里的广播室归我管，我早上九点放一二个小时，下午一般三点放一下。我一开始还怕我喜欢的沪剧，大家不喜欢。其实多虑了，我才发现大家都很喜欢歌声。我还会观察身边同事，比如看他们累了，我就走到广播站里，放一首他喜欢的歌。同事也乐意跟我玩，会主动提想听什么歌，现在想一想，修车居然是快乐的时光。因为我车修得好，评了几次先进，没多久我就带徒弟，加起来正好十个。修理的车子越来越多，种类越来越多，从修单位的铲车、进口汽车，到私人的小轿车、电瓶车，北外滩的高楼也越来越多。突然一抬头45年过去了，很快的。

动迁前的惠民路118弄

2019年，女儿接我去美国住，我待了一段时间又回来了。我还是想念从小生长的地方，惠民路118弄6号，哪怕它要拆去了，还在我心里。我就住在这附近，偶尔回去，一切还是郁郁葱葱的，每家每户的石墙挨在一起，墙头是非常浓密的绿色，像一道瀑布，还有很多小石榴、葡萄。我忍不住会摇下来一些，送给大家。如果人们喜欢，我就很高兴，想早知道他们喜欢，就多摘些。

我就在这提篮桥片区待了一辈子，是真的一辈子。这里的建筑很有特色，惠民路165弄是当初江海关职员住的公寓，拱形门洞、弧形墙头，我女儿住，后来我和夫人在这练舞。小时候，我住过惠民路117弄、118弄的花园洋房，双陡坡红瓦屋顶，红瓦陡坡屋面上是清水红砖烟囱，都是欧式建筑，带着哥特式锯齿，屋面两侧开着老虎窗，彼此呼应，连成一排探出屋面。还有上霍山小学经过的一片建筑，都是历史遗迹。用我哥哥的话说，是“建筑美学”，他就是研究建筑的。所以我想说小时候的东西，尤其是美的东西，对人的影响多大啊。

对我来说，我要说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我是花园“养大”的。在我最煎熬的时候，我感觉眼前的日子望不到头，下班以后，除了去夜校上班，我就待在书桌前，翻看诗歌，我很想念9岁前没搬家的花园，我写了首诗：“爱花常怪春来迟，莉草碧色汝先知，台阶花红红不落，形展春色花满园。”这首诗没什么技巧，有点“东拼西凑”的，就跟种花那样，使了个“移花接木”。但是我记了很多年，好像也在告诉自己，小花园一直在那。

在花园里，我拥有了一些很特别的美的体验。当时大家都穿得灰色、绿色，有句俗语叫‘缝缝补补又三年’。只有待在花园里，我才能看到，哈，这个世界还有这么多好看的色彩。在和花相处的过程中，我体验了生活里没有的风光。我会很细致地观察生活，比如小摊贩会把草花摆在蔬菜中，形成一小片紫粉色，像星星一样。那时候买菜送花，我就帮妈妈把竹篮提着，摘一些草花斜插在缝隙里，非常鲜丽。我还关注到一个细节，那就是选“月份牌”年画。每逢过年，家里从“三角地”菜场买生鲜与鱼肉，去提篮桥的红旗南货铺，买炒瓜子、糖果、腌货，我们还会在铺子旁边一爿小摊，去上购最新的“月份牌”年画。挑选年画时，我哥哥喜欢建筑，爱买亭台楼阁的年画，后来去了南京大学建筑系；姐姐最喜欢选带有传统文化题材的年画，被南京师范大学录取读中文。我喜欢挑带花草的，淡彩重彩总相宜，真叫一个甜、糯、嗲、嫩。

我所谓的“文艺”生活，就是从养花开始的。稍大一些，我就开始学习养花，一蹲几小时，疏剪打顶。我要给花找肥料，腾出一个大水缸蓄水，用鱼肚肠、腐花、烂菜叶放进水缸里发酵，变成养肥料缸。同时，也学会了医花。月季娇嫩，却是药罐子；铁线莲可人，却容易犯立枯病；菊花秋荣，蚜虫暗生。就是这样，后来我特别想做医生。“花”也促成了我的婚姻大事，我常跟夫人说咱们是因花结缘，花是咱们的媒人。大概是1978年冬，我妈妈气管炎复发，家里请医生上门。就是我后来的岳父，他当年从黄埔军校毕业，身上有种旧时文人气质，也爱坐下来赏花。我妈妈跟他说是我的小儿子爱花，他亲手打理，他很惊讶，主动提出让两家年轻人见见面。我是很感动的，我觉得我在养花上花了很多钱、时间，岳父一家都不奇怪，他还说，养花容易，把那么多花养好难。妻子也说，他们把钱花在烟酒上，这些你是不沾的。你内心是很浪漫的，这也是我中意的地方。

我爸爸喜欢听沪剧，他没事爱唱两嗓子，也能加上沪剧的“手面”：——“掠发势”啊，“拔鞋势”的。有时候，公共花园爷叔们围坐在一起，齐声起哄让我爸爸唱一个。唱什么记不得了，都是小片段。我在旁边听得津津有味。小时候周末父母会带我去听沪剧，我们去东山戏院，在霍山路57号，民国时期是赫赫有名的百老汇大戏院。像《雷雨》《白毛女》《杨乃武与小白菜》，都喜欢听。但是门票也贵啊，没那么多钱去很多次，就喜欢盯着剧目单，猜里面演什么。实在想看，就等到剧目将毕，溜进去站在后面看。其实看守也是邻居，只要我们保持安静，他就睁只眼闭只眼。那时候就很好玩，前面是沙发椅，后面站了一排小孩子。现在东山戏院还在，只是闭馆了。

唱歌、种花、看书、写诗，当时我在这些爱好上花了很多时间，和修车工作似乎八竿子打不着。它们看上去毫无作用，但是我总是能想起来在某些时候，它们“托”了我一把。

人们现在总要往外跑，其实我当然理解，但是我想，有些地方是让你看到自己。

就像到了夏天我就往花园一卧，一睡到天亮。那时候，我偎在花边，将四肢摊开，指甲缝、汗毛里都是风，舒服极了。平躺着能看到满天月亮星星。望着星空，我仿佛听到父亲唱的《芦苇火种》：“月如银钩星似棋”。有时我会拿手帕盖在脸上，远处的声响渐渐远去，只感到脸上的帕子上下浮，自己好像融在了花园里，变成花园的一部分。早晨醒来，我看到帕子落在某盆花底下，好像做了个美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