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切想改名字,可是派出所能改名字吗说我小时候改过名字和年龄说不能改了,该怎么办?

40年前,12月,虽为寒冬,但已闻春风

神州大地,古都内外,处处百废待兴

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这是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这曲赞歌,凝结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心声

为自己,为家人,为社会,为城市,为国家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传承过往  创造明天

鲁班胡同,位于老崇文龙须沟附近。虽早已没了踪迹,但那胡同里曾经的锛、凿、斧、锯、刨、锉响动,一直留在刘更生的耳边。

刘更生就出生在鲁班胡同,他父亲也是木匠,是“龙顺成”的老师傅。那时候,东西晓市有30多家木器铺大多是前店后厂的形式,前院销售,后院制作。说是厂,其实是作坊,露天的院子,锯末纷飞,在刘更生的记忆中,“我爸哪天回到家都是灰头土脸的,手上还经常受伤。”

即便如此,刘更生也没想过要做别的行当,“当时就想,我生来就该当木匠。”

凸为榫,凹为卯,榫卯相合,撑起了巍峨的古建,连成了精美的家具……刘更生就痴迷于这榫卯转折,即便电锯、切割机、气钉枪早已替代了斧、锯、刨、锉,刘更生还是坚守着手工木工的极致精细。“不精细不行啊,过去用锯条,开榫时,深浅还能补救,现在用电锯,锯过了,榫头掉了,木头就毁了。”刘更生说,他初学手艺时,就曾因为锯掉榫头被师父狠狠教训。从那之后,他日夜苦练,现在,无论是手工还是机械,他开出的榫头分毫不差,打出的卯眼儿严丝合缝。

今年,“龙顺成”搬进了新建成的厂房,生产车间宽阔明亮,切割、作图、开榫、打眼儿、雕刻、打磨各工序都有了独立的操作区域。厂房内还单独辟出一块区域建成了“刘更生创新工作室”。从业环境的改变,刘更生很开心,但更让他高兴的是手艺人的地位不断提升。“过去怎么干,也就是普通工人,现在要是好好干,说不定就是‘大国工匠’!”首届“北京大工匠”的称号,就被刘更生收入囊中。

大工匠,当然有大梦想。近十年来,除了带徒授艺,刘更生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来修复古旧家具,乾隆时期的圆形紫檀包厢转桌、明代草龙纹黄花梨方桌、元代铁梨木活结构条案等数百件残损古旧家具都在他的手中“起死回生”。

刘更生工作室的墙上,挂着上百件明清时期硬木家具的雕花式样,这都是他自费收集来的,“我要把这些好东西都挖出来,编辑成册,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学习。”刘更生说,能把老祖宗的手艺传下去,就是他最大的梦想。

早上6时起床、晚上11时入睡,除了吃饭,钟玲都在刷题备考,她想考出好成绩,考上名牌大学,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

当时,清华大学,偶尔会出现在钟玲的脑海中,只不过,她觉得那如梦一般遥远。

促进教育公平,一直是高考改革的方向。清华大学在自主招生中推出的“自强计划”,为贫困县乡镇农村中学学生提供了更多入读大学的机会。机会第一次出现在宣威,勤奋的钟玲就抓住了机会。

金色的9月,这位此前很少走出县城的彝族姑娘开心地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33个小时的硬座,也变成了幸福的回忆。

进入清华,扑面而来的学习压力,曾让钟玲近乎绝望,想要退学。但当她想到含辛茹苦、独自抚养她、供她读书的妈妈,想到自己因何进入清华,勇气又回到了她的身上,“人生最宝贵的青春,能在这里学习,太幸运了。我一定不能辜负,更不能掉队。”这是钟玲的奋斗宣言。

苦读,打工……钟玲一步一步地赶了上来,成绩飞跃,SCI期刊发表论文,到英美高校交流学习……毕业前夕,她不仅摘得了清华本科生的最高荣誉,还获得了保研的机会。

但钟玲放弃了保研,她想到更远的地方去看一看。

托福成绩差了4分,钟玲没能赴美留学;妈妈罹患癌症;匆匆找了工作,刚干了三四个月,公司倒闭……

钟玲还是没有被击倒。她又独自坐了30个小时的硬座,到重庆的医院工作,从事核医学相关研究,她梦想着为攻克肿瘤尽一份力。

“不管什么困难,只要坚持总会挺过去!”钟玲说,这是清华教会她的,就像清华校歌里唱的:“自强,自强,行健不息须自强……”


山风,冷到骨头里。闫永杰浑然不觉,爬山过坎,走得很快。

刚工作时,闫永杰细皮嫩肉,现在,皮肤黝黑,手掌粗糙。这四年来,他下乡的时间远比在办公室的时间多,在山中跑了不下3000公里,只为寻访英雄冢。

31岁的闫永杰是土生土长的延庆人,家在张山营镇下板泉村。小时候,村里的人就种点儿玉米、苹果、杏,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天儿一黑,村里安静得可怕。现在,打工的人都回来了,因为在家门口也有好工作;村里都装上了太阳能灯,晚上也是灯火通明;先前的石头路都变成了水泥路,“我们村也会堵车了。”闫永杰说。

小时候,闫永杰没事就爱听村里的老人讲打仗的故事,他有时望着大山,想象着当年的烽火连天。

到民政局优抚科工作,闫永杰有了和烈士“接触”的机会。他负责寻访全区的散葬烈士墓。这个辛苦的工作,被闫永杰看得很重,“抢救性的”,他总是强调这四个字,在他心中,烈士,是最不能被遗忘的,“因为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现在的幸福。”

“烈士姓王,名不详,外地人,1948年康庄战斗中牺牲。”

“两名无名烈士,村主任曾听父亲说,两人是抗日县大队的,一个士兵、一个军官,没有墓碑……”

闫永杰的笔记本上,一条一条记满了散葬烈士的线索。“21岁”“24岁”“20岁”……每次看到烈士的生卒时间,闫永杰就神色黯然,“那么年轻,比我还小……”寻访累了,闫永杰会停下脚步,望着大山出神,他总在想,“要是这些烈士没有牺牲,能看到现在的新生活,那该多好。”

不知疲倦地脚步,找到了一位又一位烈士的忠骨,接他们回到烈士陵园,闫永杰很欣慰。

烈士纪念日、英烈保护法、烈属补助提高……国家不断加强对英雄烈士的保护和褒扬,这让闫永杰很高兴。

每年清明,闫永杰都会去看看烈士们,和他们聊聊现在的生活,告诉他们,他还会一直找下去。“每一位烈士,都不该被遗忘。”闫永杰说。


“你现在创业容易啊,哪像我们那时候……”爸爸感叹着,对于王潮事业的发展速度,他有些惊讶。

上世纪90年代初,王潮的父母先后下海经商,父亲投资汽车生产机床,母亲投资茶厂,那时的人们对贷款很谨慎,也不了解更多的资本运作方式,为了筹集启动资金,王潮的父母整整攒了两年钱。“现在科技发展速度飞快,要是被资金拖住两年,早就被淘汰了。”王潮说。

虽然观念有别,但王潮还是很感谢父母的支持。15岁,王潮第一次看到《钢铁侠》的电影,他就“坐不住”了,急切地希望能把“钢铁侠”变成现实。身为工程师的父亲,给了他最初的帮助,和他一起尝试制作机械外骨骼雏形,在此基础上,王潮完成了第一条机械手臂,虽然粗糙,但那是王潮的起点。后来,王潮休学创业,父母权衡再三,依旧支持儿子的选择。

王潮感谢这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大学生创业者,能享受免税、贷款等优惠政策;参加创业比赛还能获得投资;企业初创,还能获得孵化……甚至是休学创业都被允许,王潮就读的华北电力大学,承诺为他保留8年本科学籍,“我要是想回去念书,可以随时回去。”王潮说。

王潮还感谢他的伙伴,无论是当年一起参加机械外骨骼研究小组的同学,还是现在的设计研发团队。团队中“学霸”很多,甚至还有曾供职于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高管降薪加盟。王潮虽是创始人、CEO,但他年龄最小,学历最低。“当时我想,这老板这么年轻,靠不靠谱。结果一聊,就觉得他有想法,有激情,相见恨晚,之后就上‘船’了。”一位同事如此回忆与王潮的第一次见面。“没有大家通力合作,我再有想法,也没用。”王潮说。

王潮也感谢助他发展,给他舞台的投资者和客户。京东物流允许王潮团队实验,分拣员们装备上“铁甲钢拳”后,搬运效率普遍提升30%,腰部力量的损耗也大大减少。目前,王潮团队的三款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多家快递、物流企业。

“我们这代人的确比父辈幸运。”王潮说,“在这个包容、多元的时代,只要你的想法够好,就有可能成功。”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年少时,王夙琛没办法说走就走,但读书,也能让她感受世界之大。
兜里没有零花钱,买不了书,那就泡在新华书店里一读大半天,鲁迅、巴金、老舍给她“讲课”;跟着唐僧师徒远“赴”天竺;维克多·雨果“带”着她“参观”巴黎圣母院;与阿瑟·柯南道尔一起在伦敦贝克街破案……捧着厚厚的书本,王夙琛简直就是在环游世界。

语文老师慧眼识珠,让爱读书的王夙琛当语文课代表,她也立下了当老师的理想,“如果我能让我的学生也都爱上阅读,那多棒!”

王夙琛还是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高考时,这个北京姑娘出人意料地报考广西师范大学,理由就是要出去看看。

站在大学里藏书丰富的图书馆,王夙琛就像是回到海洋中的鱼儿,畅游书海,乐此不疲。

出去久了,还是要记得回家的路。大学毕业,王夙琛又一次出人意料,她没选择在城区工作,而是回到通州一所普通的农村中学教书,“农村的孩子阅读资源少,他们更需要我。”王夙琛说。

课程改革,重视阅读,重视积累,王夙琛又一次如鱼得水。一本一本有趣的图书,为孩子们打开了奇妙的世界;美丽的词句,丰富着孩子们的头脑,细腻着他们的情感……看着孩子们爱上阅读,王夙琛特别有成就感。

援藏,王夙琛主动报名,她想把阅读的快乐分享给雪域高原上的孩子们。由于汉语水平有限,有些孩子上了初中,竟还没能完整地阅读一部作品,这让王夙琛心疼。她申请阅读资金,彻夜修改书单,细致讲解课文,引导孩子用文字描写家乡……渐渐地,班里学生的语文成绩提高了,更让王夙琛欣慰的是,孩子们真的爱上了阅读。

“不走出去,家就是你的世界;走出去,世界就是你的家。”学生措吉说,她很喜欢王老师告诉她的这句话,“读到这句话的那一刻起,我就下定决心好好学习,多读书,努力改变我家贫困的现状。世界那么大,我也想带着我的家人去看看。”

这是王夙琛的幸福时刻,因为她推开的那扇窗,孩子们懂了。

出院后,李迎宾每天还要做康复训练,左腿上,长约19厘米的伤疤清晰可见。“当警察25年,这还是第一次受重伤。”李迎宾摸着伤疤,嘿嘿一笑。

那个夺刀制伏歹徒的凌晨,李迎宾已不愿多说,在他看来,为了别人的安全,奋不顾身,这就是警察该做的。

25年前,李迎宾刚当警察的时候,警服还是橄榄绿,即便下了班,他也舍不得把警服换掉。当时,派出所有一辆212吉普车,老民警瞅着还是“小李”的李迎宾,感叹着,“现在可是好时候,有车开,当年我们办案,还骑自行车呢。”

很快,吉普车换成了桑塔纳、现代轿车;派出所里的电脑也多起来了,民警还都配上了执法记录仪……

这么多年,李迎宾破了不少案子,他记忆最深的,都是难破的案子。

2002年冬,一个小伙子被害,案件迟迟未破,小伙子的母亲隔三差五就来问,激动起来,恶语相加。那位母亲的样子,李迎宾一直记得,时刻提醒他要全力以赴,“有案子,就想着赶紧破了,把坏人绳之以法,给受害者一个交待,让所有人都能平安。”李迎宾说。

生活越来越便利,派出所接的案子则越来越复杂。

今年,大学生小张因投资、购买贵金属,个人账户用户名和密码被骗走。接到报警,李迎宾和民警赶紧帮助小张与银行客服联系,终止交易,挽回两万元经济损失。“现在犯罪越来越隐蔽,像电信诈骗,让人防不胜防。”李迎宾说。北京公安系统推进“两队一室”改革,基层警力越来越充沛,这让李迎宾很高兴,“社区民警能每天扎在自己的片里,走访入户,及时提醒居民警惕,避免被骗。”

李迎宾的微信名叫“班长”,熟悉他的人都说,李迎宾就像老班长,心里总是装着别人。被“老班长”装在心里的除了辖区的百姓、派出所的同事,还有远在贫困山区的孩子们。2003年开始,他资助一位贫困学生,每年2000元,还定期寄书包、文具。如今,被资助的孩子已经大学毕业。

“当警察要为人民排忧解难!”刚入行时,师父的交待,李迎宾一直记在心里,他准备永远坚持下去。


“你们赶上了消防发展最好的时代!”当年消防局领导的一句话,马小卫一直记到现在,正是这个最好的时代,将马小卫锻造成尖兵,锻造成指挥员。

山西晋中,大寨精神、太行精神在此凝结传承,马小卫就出生在这里,也许是继承了祖辈血液中的冒险精神,马小卫选择参军,成为消防兵。

15年前,马小卫穿上橄榄绿,老班长带着新兵参观中队时,指着一辆“大家伙”说,“这是咱中队载水10吨的消防车,这可是宝贝!”当时,北京各消防中队普遍配备的是载水3吨、5吨的“小水车”,这个“大家伙”让好多兄弟中队眼馋。

穿上橙色战斗服,和“大家伙”一起出警,马小卫心里特有底,面对熊熊烈火,举起水枪,就好像有使不完的“子弹”。

时间推移,“大家伙”也落伍了。

2008年前后,本市消防部队大量自主研发、引进各种先进装备:载重20吨的水车都成了常规车辆;直流水枪全部换成开花水枪;灭火泡沫变成多功能泡沫,可以扑救多种形式火灾……

“那感觉,就像是从‘青铜圣衣’直接穿上了‘黄金圣衣’。”马小卫说,不仅硬件水平大幅提升,先进的救援理念和技术也伴随着对外交流,传入本市消防部队,大到各种救援操法、灭火操法,小到打绳结、使用破拆工具,消防员的协同配合能力和单兵作战本领显著提高。

在马小卫看来,这些改变就是“最好时代”的注脚。

“要是没有这些改变和提升,‘5·12’地震救援就会困难许多。”马小卫说,比如如果没有生命探测仪、搜救犬,只靠人力挖掘,很多被困者就不会被及时发现;如果没有熟练的山地救援技术,消防员很难顺利突进到震区救援。

15年间,很多事情都在变,马小卫也从普通消防员变成了指挥员,不过有一样没变——“救人第一”的理念没有变。这份信念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消防员,勇敢逆行,一次又一次冲入火海、废墟,营救被困者。

今年,消防队伍再次迎来改变,马小卫和战友脱下戎装,离开武警现役部队,转隶应急管理部门。

马小卫坚信,这次改变将给消防队伍带来更美好的明天,自己依然会在更好的新时代大展身手。


“改革开放,带给我最大的机遇就是读了很多书,考了很多学。”张强说。

1986年,从战场凯旋,张强到原解放军第88医院骨科工作。接诊的患者越来越多,见到的疾病也越来越复杂。张强觉得知识越来越不够用,“我想提升,帮助更多患者”。得益于部队允许医务人员保留公职,脱产进修学习的政策,张强报考了研究生。备考的辛苦,张强至今没忘,白天出门诊、上手术,晚上看书学习……那一年,山东医科大学骨科专业只录取两名硕士研究生,张强是其中之一。“我很感谢改革开放,因为只要很努力地去做一些事情,就能有机会实现。”张强说。

努力的张强后来又陆续攻读了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博士研究生,并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完成骨科临床博士后研究工作。

边行医,边求学,很辛苦,张强却很感谢这种辛苦,因为这使他的医术更加精进,能窥探到更多疑难杂症的“靶点”。

一次,一位辗转多家医院都未能摆脱腰椎间盘突出病痛的患者找到张强,当时,瘦弱的患者坐着轮椅,几乎不能行走。张强检查后,突然问道:“你是不是患有小儿麻痹?”病人一愣,点点头,“这和腰椎间盘突出有关系?”原来,导致这位患者肌力下降的症结正是小儿麻痹。张强为患者调整用药,增加肌肉力量训练,患者终于又能行走了。

如今,已是专家的张强仍然努力着,他把大量时间投入到创新研发中,最新的课题是数字骨骼3D打印技术。原来,由于身体免疫力低,艾滋病病人的股骨头坏死发生率很高。但在人体体表难以看出坏死的具体区域。张强和团队希望通过3D打印技术,精准定位患者坏死区域,进行微创手术。

每每看到患者好转、康复,张强就觉得特别幸福,他也特别庆幸自己当初探究医学知识的坚持。



40年前,北京是全国惟一有地铁的城市。那时人们可舍不得坐地铁上下班,都是谁家来了亲戚,当逛景点一样逛地铁。在地铁上班也不会太忙,是件值得跟街坊四邻炫耀的事儿。

40年来,地铁站里无风无雨,可工作是越来越忙,淡季忙,旺季更忙。每天一千万人次搭地铁通勤,祝亚君已经没工夫和别人炫耀,每每看到地铁一次又一次刷新着各种纪录,她的脸上全是自豪。

“最近10年,地铁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我赶上了北京地铁发展的好时光。”祝亚君说着,开始历数地铁的变化,语速越来越快,“2号线一共18座车站,西直门、车公庄、复兴门、宣武门、崇文门、建国门、朝阳门、东直门、雍和宫和鼓楼大街站这10座车站先后成为换乘站。” “最近9年,北京累计开通试运营总里程增长400余公里。这一建设、开通速度,举世罕见。”

越织越密的轨道路网,每日一千万人次的大客流冲击,祝亚君和同事们忙得脚不沾地,努力适应着变化。“原来地铁员工会撕票卖票就行,现在每个人都得精通十八般武艺,无论老少,永远有新技能需要学。”祝亚君手一指,“最早的时候,综控室就一套行车设备,现在一屋子各种各样的设备、监控,我们不仅要学会用,还得熟练掌握,随时应对突发情况。”

40年,有一样没变,就是对地铁的感情没变,这里面有乘客对地铁的感情,更有祝亚君和同事们对乘客的关心。祝亚君给站区立了不少规矩,比如严禁说“不知道”,要使用“请”“您好”等文明用语;每逢雨雪天儿,要抱着一次性雨衣,到出入口免费发放,帮手里拿着东西的乘客穿雨衣……“其实这是一举多得,乘客们不耽误行程,地铁口也避免客流过多的压力。”祝亚君说。

很多网友把祝亚君他们帮着乘客穿雨衣的事情发到网上,以表达感谢,祝亚君觉得网友们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希望这种正能量能传播得更广”。

每天,祝亚君都会用脚步丈量站区所辖的所有地铁站,见证着地铁的发展,见证着与乘客温馨的擦肩,“陪乘客一起走的每一步都是幸福的。”祝亚君说。


黄乐平,今年43岁,在他眼中,“改革开放的春风”不是比喻,而是实实在在的感受。

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只要勤奋,就能改变命运。通过高考,黄乐平从湖南乡村,考到了北京,就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专业,那时的他,想当一名老师,帮助更多的农村孩子考入大学。

“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卢梭的名言,改变了黄乐平的梦想,他想学习法律,以法律“医人”“救人”。

高校培养制度的改革,又给了黄乐平机会。当时,国家鼓励高校培养复合型人才,黄乐平转向法律专业研究生。

走出校门,黄乐平成了律师,顺利进入国企工作,生活稳定幸福。

一次意外事故,艰苦维权后的黄乐平突然发现,工伤维权竟如此之难!

辞职创业,以法“救人”。

黄乐平成立义贤律师事务所,除正常法律业务外,还要为弱势群体义务维权!

“从2000年开始,各地工程都特别多,工人被欠薪、被违约、甚至是遭遇不人道对待的事情日益增多。”黄乐平说,他要“仗义出手”。

“我运气好,上了大学,如果没有上学,我这个湖南乡下小子,也是务工人员中的一员,现在也许同样求助无门。”黄乐平说。为了给务工人员维权,他跑腿、垫钱、上法庭、下工地,更遭遇无数次的威胁和“糖衣炮弹”,但黄乐平从没放弃,甚至只为了一起案件,他就坚持了三年。

一个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黄乐平正琢磨今后的道路时,“好运气”又来了。

我国鼓励社会组织发展,黄乐平创办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凝聚更多同道,为务工人员维权。

国家民主与法治建设事业的发展,给了黄乐平更大的“舞台”,他有机会参与法律法规的制定,为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建言献策,从根本上推动保护弱势群体的立法工作。

“改革与法治唯有携手并进,才能降低风险和成本。”黄乐平坚信,春风会一直拂面。

71岁的金大钧紧了紧羽绒服,拿起个垃圾袋,走出家门,羽绒服胸口处,写着“东四治安志愿者”几个字。

虽是寒冬,但胡同里仍然有美丽的花池,苍劲的古槐……金大钧走着,看着,讲起了小巷变化。

30年前,金大钧刚搬来的时候,胡同家家户户都烧煤球炉子,每天,屋里屋外,一层炉灰,黑黢黢的;房子也年久失修,四处漏风;冬天上厕所更是折磨人,坑边都结了冰,一不留神就能摔倒……“还有东拉西扯的电线,乱停乱占的汽车,开墙打洞的商铺……别提了,别提了。”金大钧边说边摇头。

好在环境问题一直慢慢改变着。先是平房翻修,再是“厕所革命”“架空线入地”……金大钧退休时,胡同里的环境已比他刚搬来时好了不少。

最近两年,胡同环境整治提速。被居民推选为社区居民代表常务会主任的金大钧一下忙起来了。一边帮着街道同居民沟通,配合街道社区,拆除违建;一边组织居民建花池、种花草,装饰胡同……哪怕被居民误会,恶语相向,金大钧也不急不恼,“让咱家门口更好看,大家都过得舒适,我受点儿委屈,没什么!”金大钧说。

不到一年时间,胡同里29家开墙打洞的小发廊、小饭馆全都堵上了;口袋花园装饰着胡同;周末大扫除,平日除垃圾,修整花草渐渐成了居民的习惯。

环境美了,金大钧并没停下脚步,这位东四四条社区小巷管家除了每天巡逻,维护胡同环境,他还多方奔走,帮居民反映胡同公厕环境的问题。为了掌握实际情况,金大钧连着几个晚上,带着手电筒、笔记本,钻遍胡同里所有公厕……如今,胡同里的公厕正在进行改造,居民反映的排风、格挡等问题都将得到解决。

在胡同里走了一圈,金大钧的额头已有点儿出汗,“只要我还有劲儿,我就得出把力!”金大钧说着,捡起地上的一个饮料瓶,扔进了垃圾袋。“我家门前最好看”,是这位古稀老人最大的心愿。


如果没有高考,时少英可能走不出大山。

1988年高考,18岁的时少英被南京气象学院天气动力学专业录取。选择学气象,是因为小时候常看着父亲和乡亲拾掇农田,“那时候一变天,大家就都往地里跑,‘看天吃饭’,真是太辛苦了。”时少英说,她想研究天气的秘密,能帮帮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

为了这个愿望,时少英努力读书,成为优秀毕业生,被分配到北京市气象台工作。“总算是走出来了。”时少英用这句话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

走出来的时少英更加努力地去追逐梦想。

26年前,北京只有20个人工气象站,气象预报需要手工绘图。预报员需要画出每一条等压线、等温线、变温、变压、天气现象范围等,以分析判断天气系统的移动演变,“画一张图,需要一个多小时。”时少英说。

工作辛苦、繁琐,但时少英乐在其中,“你发出的预报,那么多人会看,先不提夏天防汛抗旱,就说市民会根据预报来增减衣物、安排出行,这工作多有意义。”时少英很享受这种被需要的感觉。

2006年春季的一天,整个华北区域都有强烈回暖势头,市气象台发出预报:明天最高气温25℃。可第二天,实际最高气温仅有13.1℃。不少小朋友上学穿少了,还感冒了,气象台会商室的电话都快被市民打爆了。

那天,时少英虽没值班,但这次“失误”她一直记在心里。其实,那也不能算是预报员分析错误,而是因为北京的地形特点以及在低层活动的冷空气,导致气温上不去,当天,内蒙古都到30℃了。

这次“失误”,深深刻在时少英的脑子里,成为她不懈努力把预报做准确的动力。

26年过去了,全市已有456个自动气象站,气象预报已实现自动化,天气预报准确度不断提高,但时少英还是喜欢绘图,喜欢走出去追风逐雪,她渴望捕捉到任何一个天气细节,让天气预报和市民体感越来越接近。

每周日,时少英都会发一条朋友圈,给朋友们预报天气。她常说:“晚上您就安心睡觉,在车道沟北京市气象局的10层会商室,总有人为您彻夜守护着天气!”


严敏文属马,1978年,是她第三个本命年。这一年,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36岁的严敏文也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学习机会。

严敏文和爱人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1965年一同分配去重庆支援大三线建设。当时,技术、设备更新慢,技术人员也没机会学习提高。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厂里要引进新设备、新技术,急需英语人才。原本学俄语的严敏文不愿放过这个机会,愣是在36岁的时候,“零起步”学英语。

老师说学英语得先练听力,严敏文就天天抱着录音机听;老师说学英语得背单词,严敏文就翻字典背单词,出差也不忘去大学蹭课,渐渐地,原本只能听懂“Yes”“No”的她,竟能默写下来整本新概念英语(第二册)。10年,严敏文拿下高级英语水平证书。

用得着这么苦读吗?是为了出国?严敏文摇摇头,她只是觉得“学习的机会太难得,太珍贵了”。

天道酬勤。在第四个本命年到来的时候,严敏文凭借全厂最高的英语水平,赴欧洲验收设备,她还翻译了铝板冷轧机电气控制技术资料,沿用至今。

言传身教,严敏文的女儿也热爱学习,考取了名牌大学。严敏文喜欢孩子,她愿意帮助更多的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懂得珍惜学习机会。

严敏文的老家在河北保定,她深知农村孩子学习的不易。退休后,她在老家办起了“小课桌”,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对村里留守儿童的辅导中,“这也是我老伴儿的遗愿,办起‘小课桌’,就觉得他没走。”严敏文说。

一间小屋,几张小桌,“小课桌”虽然简陋,但孩子们的朗朗读书声,在严敏文和村民们听来,是世间最美妙的声音。

知识改变命运,严敏文深信这一点,年逾古稀,她忍受着颠簸之苦,努力为孩子们守护着学习的机会,在她看来,学习,是最珍贵的“人生礼物”。


刘宝中当公交司机,是因为一部电影。

那是改革开放后引进的第一批海外电影之一,片名叫《追捕》。刘宝中比较特别,他印象最深的不是杜丘(高仓健饰)追逐真相、沉冤得雪的故事,而是杜丘走下公交车的镜头,“那样子真酷,我要是能开上公交车就好了。”当时十几岁的刘宝中幻想着。

还是因为改革开放,1984年,公交集团开始向社会招聘公交司机。此时,刘宝中已经20岁了,干着临时工。他听到消息,赶紧去报了名。考试挺顺利,“你个子高,应该是个开车的材料。”考官说。刘宝中心愿得偿,他先从售票员做起,边工作,边学车,1990年,他正式成为351路驾驶员。回忆往事,刘宝中特别感谢那个年代,“改革开放好呀,大家机会是均等的,只要有想法,敢拼、敢做,想法就一定能实现。”

开上公交车,刘宝中才知道,这活儿不是酷,而是苦!那时的公交车,密封性差,一开起来四面透风,司机挨着发动机,冬天腿冰凉,夏天长痱子。“那时候,每天早上还得打开水,给公交车温缸加水。”刘宝中说,每个司机都有个小箱子,路上抛锚,随时检修。

虽然辛苦,但刘宝中努力坚持。

一晃到了2008年,刘宝中安全行车公里数已达50余万公里,他又经历了一次“招聘”。

晓月苑小区到大王庙的313路招人,这是少有的一线一车一人,能被选中,刘宝中觉得特光荣。

接车的时候,上一任司机带着刘宝中挨个认乘客,这让刘宝中很感慨,“把乘客当家人,才能如此熟悉,这就是我的榜样。”

此时的公交车已是“空调车”,刘宝中把乘客的冷暖放在心头,不仅运营时,热心帮助乘客,他一有时间,还去看望常坐车的老人,甚至帮乘客接送孩子……

跑313路十年,刘宝中只请了一次病假。乘客上车,见车上没他,都开始打听,听说他生病住院,不少乘客还特地到医院探望……

乘客的惦念,让刘宝中觉得特别幸福,“只要车上还有乘客,我就要一直为他们服务。”


一名老兵,这是王志强最喜欢的身份标签。不仅是因为他曾当过兵,更因为他悉心照顾的数千名老人中,有一半是老兵。

王志强兄弟五人,少年时,生活拮据,为了给弟弟们节省学费,1981年,正要上高二的王志强离开学校,参军入伍。在部队,他当过通信员、发电员、饲养员、报道员,每一个岗位上,他都兢兢业业,曾两次荣获个人三等功。就在战友都觉得他肯定提干的时候,王志强服从组织安排,退伍了。

虽然脱下了军装,可王志强还是按军人的标准行事。回到家乡,他拒绝了县广播台的“金饭碗”,揣着几百块钱,来到北京闯荡。当时,他设想过很多种生意,惟独没想过,从事最久的竟是当保姆。

在帮一位老主顾照顾卧病在床的老伴儿时,老人满满一箱子军功章、获奖证书,让王志强很是难过,“和大爷一个病房、一个楼层的,还有好多子女不在身边的老军人没人照顾。”王志强觉得不能袖手旁观,得想个办法!

王志强先后到3个家政服务社当男保姆,积累经验。1990年,在月坛街道的帮助下,他创办了北京金助友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近30年的坚持、奋斗,王志强的公司已为数万名老人上门服务,并长期照顾着6000余位老人,其中,老军人近一半,王志强为他们提供免费服务。

“咱们国家的养老政策越来越好,这是最让我感到高兴的!”王志强说。创业之初,由于各种政策不完善,公司的员工干不了两天就走,王志强经常为人手发愁。“现在好了,养老越来越受重视,各种扶持政策也越来越多,老百姓也都有钱了,员工也能踏实工作,服务也越来越精细。”

“我就是一个老兵。”王志强说,他愿意做养老行业中的“老兵”,长久地把养老做下去,“我盼着越来越多的老人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地安享晚年。”王志强说,这是他的奋斗目标,也是他觉得最幸福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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