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板桩销售公司起名？如果你对这个不了解，来看看
从小失误中捕捉创新的火花,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新华网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大大的眼睛，目光纯净；地中海式发型，“聪明绝顶”——45岁的齐嵩宇，因这鲜明的外形特征，让人初次见面就印象深刻。
齐嵩宇，现任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红旗工厂维修班班长，中国发明协会授予其“中国当代发明家”称号。
一位一线工人，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创新创造，能当得起如此响亮之名号？
一个小失误“引出”国家大奖
有条不紊的流水线上，工人们正一辆接一辆地焊接白车身，明灭闪亮的焊光，为记者眼前这幅现代化大工业生产图景赋予了一种别样的美。
“轿车白车身由大约6000个电阻点焊焊接而成，各国汽车制造企业都很难确保不发生漏焊、开焊现象，如何解决白车身焊接过程中的质量监控和检测，是业界公认的难题。尽管各国车企都采取了严格的管理流程，仍无法完全确保焊接质量。”齐嵩宇露出笑容：“我们攻克了这道世界难题。”
故事要从齐嵩宇的一次失误说起。2003年的一天，在焊接车间工作的齐嵩宇因漏焊4个点被罚款200元，在当时这相当于他4天的工资。“6000多个焊点，稍一大意，好几天就白干了！” 曾在维修车间当过9年维修电工的齐嵩宇，决心和同事制作个小仪器来解决这个问题。
说干就干，齐嵩宇很快和同事们开发出一款以计数为原理的小仪器，它能自动看着焊点数量，一旦漏焊，就会发出蜂鸣声。这个名为“电子漏焊监控器”的小家伙，不仅获得国家专利，还被评为全国职工技术创新奖三等奖。
在此基础上，齐嵩宇再接再厉，又发明了“点焊机监控器”，并相继开发出“电阻点焊工艺自动化监控技术”等8项获得国家专利的核心技术，使得一汽率先在国内外同业企业中实现了对轿车白车身每个点焊焊点质量100%的即时检验，做到了轿车点焊质量“零缺陷”。
记者得知，因结构简单，成本低廉，这套发明与技术在国内三家汽车企业得到广泛推广应用，仅从2007年到2010年就创造价值7646万元。凭借这一创新项目，齐嵩宇一举捧回2011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成为一汽集团自主战线登上我国科技殿堂最高领奖台的第一人。
一次小事故 “催生”国际金奖
2013年，齐嵩宇被调往厂里的维修泵站工作。一天，泵站内有台大型风机因电机烧毁而趴窝，造成全厂停产三天。电机修好后，别人都认为大功告成，齐嵩宇却觉得这事儿没完。
齐嵩宇开始琢磨，有没有一种更好的方法，可以提前捕捉到风机电机运行过程中的负载异常，从而及时加以维护，以避免故障造成的停产损失？反复琢磨后，齐嵩宇提出通过“功率平衡法”来进行监测的设想。这种监控技术方式，在国际上并无先例。
要实现这一理想监控方式，首先需及时对电机的电流电压值进行精确采集，鉴于市场上没有合适的传感器，齐嵩宇自己设计制作了一个，起名叫“电压调试板”。同时，他又带领团队开发了电流采集设备，并自主研发出基于32位内核的强大运算单片机，可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即时运算，此外还运用数据冗余技术解决了数据传输通信等难题……
经过半年不懈努力，齐嵩宇终于在国际上首次成功应用“功率平衡原理”实现了对设备运行负载异常状态的早期科学判断。这种方式可以通过电流和电压的切角变化提前发现电机异常，同时结合电机的振动、温度、湿度等综合参考数据，预报给值班人员，使潜在事故在未发生之前就得到解决。经过几年运行，该监控技术为一汽避免停产损失906万元。
2014年，齐嵩宇开发的这套“电力拖动机构远程监控技术”获得第八届国际发明展金奖，随后又荣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交流会一等奖。
从“面条齐”到工人发明家
行进在车间里，一辆私人高端订制红旗小轿车格外引人瞩目，有工人正使用一种特殊钻头在白车身上打孔。“这是我研制的三尖多刃口钻。”齐嵩宇告诉记者，这项发明在去年获得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原来，在厚度仅0.6毫米的车身钢板上钻圆孔，也是件业内难事，如果使用常见的麻花钻头，极易变形，会打出三角孔。几年前，一汽生产马自达5HB时，为给车身加装饰条，要在每台车上钻36个孔，因普通钻头无法打出标准圆孔，只能改造12套冲压模具，这不仅需要上千万元投入，而且调试时间至少得半年，根本无法满足车辆在一个月内按期上市的要求。紧急时刻，齐嵩宇再显身手，经过一系列对比研究，他将4元一根的普通麻花钻头改造成了三尖多刃口钻头，实现了车身在线薄板表面件“孔”加工技术领域的突破。使用他总结的三尖多刃口钻头磨制法，一根普通钻头至少能反复磨制、使用30次。
据粗略统计，迄今为止，齐嵩宇已完成重大创新项目30余个，攻克业内世界难题7个，带队研制出生产过程转运器具370多套，获国家发明专利 22个，至于小改小革有多少，他自己都不记得了。
“为什么会创新成果源源不断？”记者问。
“没有人比一线工人更了解自己这个操作环节或操作工具存在的问题，这也是技术工人岗位创新的优势。”齐嵩宇不假思索。
“那么，相较大多数其他技术工人，你的发明创造为何更多、更有分量？”记者追问。
“因为我注重学习，除了创新创造，我没有其他爱好。”齐嵩宇眨着大眼睛说。
在厂里，齐嵩宇有个人尽皆知的绰号——“面条齐”。这是因他平素喜欢吃面条，而他“好这口”的原因是“吃面条省事省时，可以把更多时间放在学习和钻研上”。
自1994年参加工作以来，齐嵩宇一直在争分夺秒学习。为跨越专业束缚，技校毕业的他，自学攻读了本科，并深入学习了压力焊接、金属材料与热处理、计算机、单片机、机械构造等多个学科，也正是这种勤奋，使他从“面条齐”成长为大名鼎鼎的“工人发明家”。
“目前，我正在研究车联网技术，刚做完一套基于5G的远程无人驾驶体验平台，这两天正在东北亚博览会展出。”齐嵩宇目光炯炯：“红旗轿车承载着中国自主汽车工业的梦想，我希望通过不懈创新，为国车红旗的复兴助力添薪。”
老兵集体观影。 受访者供图
宋坤儒拥抱周继成。 受访者供图
宋坤儒采访任红举。 受访者供图
宋坤儒和老兵合影。 受访者供图
宋坤儒自己也没想到，他一个拍惯了酒瓶、豪车的广告导演，会拍一个注定赔钱的纪录片。
最初他踏进四川荣军院，只是拍一个公益广告，尽快完成工作。一名抗美援朝老兵站得最直、军装上挂满奖章，宋坤儒拍摄完才发现，他的腿是假腿。当宋坤儒跟着老人走进40多平方米的家，发现墙上挂着一张被折叠的合照，战友被他折了过去，一只手却搭在他的肩上。他的战友牺牲在了朝鲜。
“如果是我，要么撕两半，要么干脆不挂，我从没见过这种把照片折过去。是纪念，也是逃避心中的伤痛。”他很好奇。起初，他只是业余听故事，很少发问，老人慢慢说，他就慢慢听。但当素材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他发现很多故事连家属都不知道，老兵对他打开话匣子，“有种托付终生的感觉”。
他感到“惊慌”，“稀里糊涂就知道了这么多人的秘密”。在朋友眼中，这位留着山羊胡子、“没心没肺”的中年男人，连着四年不挣钱，跑到全国各地的干休所、疗养院，坐在石阶上、病床前，“把自己当孙子”，耐心地把老人们折起的记忆展开、抚平，摊到大银幕上。
这些老兵年纪最小的86岁、年纪最大的98岁。很多人逐渐丧失了记忆，但从未离开战场。有人会躲在草丛里“执行任务”，有人会在深夜抱着氧气瓶哭泣，有人已经忘记自己的名字，却摇着轮椅，拉宋坤儒到衣柜前，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盒子，盒子里掏出手绢，手绢裹着战争留下的徽章和老照片。
一位老人说，“你来得正是好时候，你要是再晚来几天，我可能就没有了”。影片结尾，她的名字真的加了框。
他给影片取名《1950他们正年轻》，希望这些老兵的讲述能“戳到”当下年轻人。
“战争结束以后，我还存不存在？”
在宋坤儒的镜头里，有的老人侃侃而谈，有的老人选择沉默。90岁的王贯三曾是一名医疗员，面对镜头，他的嘴缓慢地张开又合上，长达10秒的沉默被保留到了影片里。
但讲到自己的职责时，老人突然激动起来。他想起自己会趴在伤员身上挡子弹，“我趴他身上能挡住机关炮吗？挡不住的！但是对他们的一个安慰嘛！”
老人们的状态时好时坏，每天记起的东西也不一样，有时会只围绕一件事儿打转，就像硬盘扫描时停在某个扇区，怎么也出不来。
92岁的王素谦当时是一个“长得像周冬雨”的瘦小女孩，为了保护机密文件，曾经抱着文件从三楼跳下来，立了功。但在镜头前，她却怎么也想不起来这事儿，连进朝鲜的时间都忘了。
在女儿眼中，刘素谦很少讲战场上的事。从战场下来后，她就变身“女强人”，干过党委委员、工会主席、科长，就连上山下乡时期也是知青的带队指导员，“净替别人考虑了”。
去年5月，老人去世了。在生命最后的时光，她像回到年轻的时候，不敢看镜子，半夜惊醒，裤腰带一扎就想出门，嘴里念叨“部队要出发了”。
对大部分老兵来说，宋坤儒是第一次采访他们的人。70多年过去，他们身上抗美援朝的痕迹已经很难看出，奖章在孩子们的摆弄中丢了，老照片也被尘封在抽屉深处，刘素谦说，“照片留给我没有用，我还能活几年啊，早晚给撕了。”
这段他们成为丈夫/妻子、父亲/母亲、爷爷/奶奶前的故事，能见证的人几乎都不在了。
文艺兵任红举和战友的照片里，4个小孩堆着笑脸，嘴咧到耳根。那时他17岁，像个小猴子一样好动。当时是在一个庙里宣布入朝名单，他跳上点名的人身后的条案，当听到自己的名字，“兴奋地几乎瘫在条几上”。
在镜头前，89岁的他像个孩子一样挥舞着双手，像是回到了17岁。观众形容，“少年感溢出屏幕”。
这是多数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国。一列火车从漆黑的隧道穿出，隧道外，雪疯狂地落，堆满山头。
“是雪也是灰烬”，画面上飘过弹幕。
一个美国兵曾在回忆录里描写朝鲜战场的凶险：“这里层峦叠嶂，狂风怒吼，温度一直在下降，唯一可以预见的是，明天会比今天更冷，这不禁会让你怀念昨天。”
1950年的朝鲜，冬天出奇地冷，严寒能冻裂侦察机的挡风玻璃，在士兵站岗时冻掉他们的耳朵和脚趾。10月，很多志愿军穿着单衣和胶鞋踏上异国他乡的土地，开启连续18天、一天100多公里的行军。
一位老兵在接受宋坤儒的采访时说，他们不怕饿、不怕打仗，就是想睡觉。曾经有一支队伍困得在走路时都睡着了，全队人摔下了悬崖。睡眠是奢侈品，在战壕里，睡觉也有讲究。炮兵要在炮座旁边挖一个洞，头朝里、脚朝外，方便随时脚一蹬就上炮，“8秒钟要打响炮”。
士兵们把年轻的身体全押在战争上。因为时间不够，为了抢修桥梁，工兵灌一口酒就往水里钻，腿都泡烂了。不少人从入朝后就没换过衣服，加厚的棉鞋一个排就一双，谁站岗谁穿。
一位文艺兵举着断臂在镜头前讲，有次朝鲜刚下过雪，大地一片白茫茫，为了隐蔽，队长要求战士们把大衣白里子朝外举起来。“我想要当手风琴演奏家，一只手指头都不能打断。”他担心自己的手，想把手护到胸前，在移动时，炮弹打下来，夺去了他的右手。
在防空洞里躲避轰炸，或者一动不动趴在雪地上执行任务时，他们也会闲聊，“战争结束以后，我还存不存在？”
“好像是死之前要把他这一生做的最有意义、有价值的事，告诉一个陌生人。”
70多年后，年轻观众们走进电影院，就像是眼睁睁看着同龄人走上战场。28岁的红豆看到有一幕，眼泪“绷不住了”：一列火车拖着长烟从鸭绿江上驶过，一个年轻人坐在车顶，抱着枪，望向江面。
“如果是我，如果火车有窗户，我一定也想探出头来。”
红豆的姥爷也是抗美援朝老兵，88岁，话少。姥爷很少提战场上的事，但电视里有关抗美援朝时期的武器只出现两三秒，姥爷也能知道是什么型号。小时候她参加朗诵比赛，读《谁是最可爱的人》，姥爷摇摇头，“你这情感不够”。
看完片子，她才意识到自己读课文的感情是空白的，“我们的尊敬是抽象的，不是具体的。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宋坤儒的闯入，让老兵家属们看到了老人隐藏起来的一面。宋坤儒采访老兵薛英杰时，杨欧坐在显示器旁，第一次见到姥爷流泪。
采访是在疗养院进行的，薛英杰在房间里种了不少风信子，风一吹就一屋子香味儿。在杨欧眼里，姥爷薛英杰是“老顽童”，“心里没有痛苦”。他喜欢坐火车，喜欢养花和各种小动物，总是笑眯眯的，生气不超过10分钟。
关于战场，薛英杰只讲有趣的事，比如轰炸过后河里漂的全是大鱼，他们组团下河捞，拿去和朝鲜村民换吃的。或者讲自己在战场上第一次喝伏特加，喝得太猛，晕了好几天。“感觉他不像一个当兵的，他就像一个中国农民跑到了朝鲜，然后去跟人家农民聊天。”
全家人都知道薛英杰喜欢全国各地跑，下车才给家里说。他们家在邯郸，但老爷子喜欢去东北，还偷偷在东北买了一所房子。家人知道后，觉得他是胡闹，强迫着他卖了。直到看到宋坤儒的采访，才知道老爷子是去看望战友的家属。
那是他关系最好的战友，死在他怀里，被他亲手埋在朝鲜的河道里。那天他们吵架，战友一屁股把薛英杰拱到里面，坐到了最外面。那原来是薛英杰的位置，结果天上一梭子弹下来，“他替我挨了枪”。
战友曾经对薛英杰说，如果薛英杰死了，他会给薛英杰家里写信，给他立个石碑，用棺材埋了。薛英杰打破了他的幻象，“办不到的事情别瞎冒泡，在朝鲜你找不到一块完整的石头。别说棺材了，最多两个麻袋一头套一个，找块木头，平的那面，钢笔写一写，立到坟前。”
没想到一语成谶，战友的尸体就是裹着麻袋埋的。直到现在，他还一直惦记着战友的遗骸，“我给这活着呢，晃晃荡荡的，可我战友还在那儿啊！”胸前勋章跟着老人身体颤动，撞得叮当响。
在影片里，薛英杰的眼睛从始至终都湿漉漉的。说到自己救治过的伤员他流泪，说到他在烈士陵园找不到战友的名字，他也流泪。而前几年自己女儿中风，他没掉一滴眼泪。
杨欧在采访结束后要来了视频，坐在电脑前哭了好久。当她打电话给母亲，才发现母亲对姥爷在镜头前说的事儿一无所知。
宋坤儒给每位老兵的家人送了一个硬盘，里面是访谈这些老兵的完整视频。
说出来，对活着的人也是种解脱，薛英杰说，“我不愿意想过去，一想我控制不了”。不少老兵在宋坤儒走后，“心底的盒子被打开了”，连着一周血压升高，睡不着觉。
宋坤儒内疚，不敢再去，但总有老人惦记着，打电话过来，说上次哪个地方讲得不对，要再讲一遍。他跑过去，结果老人又是从6岁开始讲，两三个小时，还是相同的内容。
采访结束第二天，薛英杰坐着电动轮椅，穿着宋坤儒给他买的新衣服，雄赳赳气昂昂地从疗养院跑出去，交警担心他迷路，老爷子一脸兴奋地告诉交警，自己被采访了，想去照相馆拍张照。之后几天，薛英杰总是忘记宋坤儒来过，每天都以为今天是采访。
薛英杰去年4月去世，那张照相馆拍的照片就是薛英杰的遗照。
宋坤儒也是把老兵们的话当作遗言来听，很少提问，多是倾听，“那种感觉，好像是死之前要把他这一生做的最有意义、有价值的事，告诉一个陌生人。”
“从朝鲜回来，每天都是赚的”
宋坤儒在四川荣军院采访，看着伤残老兵一人一个轮椅，围在大榕树下聊天、吵嘴，脑子里冒出疑问，“他们在战场上不害怕吗？”
“不能想，一想腿都迈不动。”他们对死亡的恐惧体现在生理上。一位老兵讲自己第一次碰上炸弹，跳下车的时候发现腿软了，“还是要往前走”。战场上新发的衣服、罐头，他们马上就用，留不到第二天。
战场上，他们靠概率活着。一位老兵接连因为上厕所、系鞋带，连续躲过了致命袭击，一个连只剩他一个人。
“活着干，死了算”，一位老兵牙齿都掉光，手不受控制地抖，但讲起自己十多岁在朝鲜，每天晚上拿刀潜入朝鲜的钟毛谷，眼里放光。他们知道国家7斤粮食才造一颗子弹，舍不得费子弹，直接拿刀。
宋坤儒坐在老人对面，鸡皮疙瘩起了一身。“我一琢磨，我们的十多岁要不早恋，要不忙着考试，而这帮人没青春期啊！”
青春的躁动也会从炮火缝隙里冒出来：他们比赛捉虱子，打鹌鹑，靠报菜名打“精神牙祭”。有些老兵现在还留着在朝鲜收集的小硬币、飞机碎片，以及朝鲜少女包伤口时用的手绢。
他们还会起哄战友念家信，最受欢迎的是恋爱方面的信，“张三的家书，李四和王五都一起享受。”任红举在回忆录中写，一次过河，女兵的白衬衣湿了，任红举年纪小，负责扭过头给她们递雨衣。此后男女兵不得不睡一个山洞时，都让他睡中间。他自嘲“成了文工队性别战场的‘三八线’”。
宋坤儒在拍摄中感受到，年轻的他们也有梦想，但“荷尔蒙在战争中释放、消耗殆尽，被更大的恐惧稀释了。”
“我采访的大部分老兵当时都是15到24岁之间，正是价值观形成的时候。”宋坤儒接触了这么多老兵，发现他们身上有着相似的平静和豁达，“他们觉得从朝鲜回来每天都是赚的”。宋坤儒形容战场是“更高级的锻炼”，当脱下军装，放下枪，生活里的苦都不算苦。
医生薛英杰的妻子是个“资本家的小姐”，在文革期间他被牵连，住在牛棚里，要做手术的时候才被大喇叭喊去医院，但他从没抱怨过。后来他被排挤去妇产科，因为胆大心细，成为最早一批做剖腹产手术的医生。宋坤儒记得他自豪的样子，“煤炭医院附近很多40多岁的孩子都是我接生的”。
那种不知疲倦是战场训练出来的。在战地医院，薛英杰曾经累到手术刀扎脚上都没感觉。血浆不够，都是自己给伤员输血，管子嘟噜嘟噜响，薛英杰输血输到自己“脑袋大，走路打转”。
89岁的周有春是孤儿，参军前在上海的钟表店当学徒，当时他鼓动工会147个人参军，只有3个人活着回来，一个胳膊没了，一个腿没了，他是最完整的一个。
老人在镜头前说起这件事，嘴角颤抖得厉害，“我是在替战友活着”。从军队退休后，他就没闲过。拿了两个大专学位，哲学和无线电；学了三门外语，英语、德语和法语。他去涉外酒店扫过地、刷了6年马桶，在冰棍厂管过库房，在外贸公司的门卫室收发过信件。
现在他有糖尿病、冠心病，五节腰椎坏了三节，身体里有6根钉子和一块钢板，还因为肾癌摘掉了一个肾。但他很高兴自己耳朵不聋，思维也清晰，“我已经很幸运喽”。
一位看完影片的90后在豆瓣里写下长长的影评。她的爷爷也是抗美援朝老兵，她想起奶奶说，爷爷临终前说，他不想死。
“谁不想活着？”她只听过爷爷零星的战场回忆。爷爷一辈子不争不抢，平时不小心破皮流血像没事一样。看完电影，她跑遍全国的抗美援朝纪念馆，希望“证明他存在的痕迹”，在展板上看到爷爷参与过的战役，她忍不住流泪，“没有战争他会更长寿吧，那我宁愿要一个普普通通的爷爷。”
“他要敢来，那我还干他！”
在改革开放时期长大的宋坤儒曾经觉得，“保家卫国”这个词离他很遥远，甚至有些“空洞”。
“但当真正接触到这些’土得掉渣’的老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世界上存在一种真实，真实到让你觉得虚假。就像你在西藏绚烂的阳光下，山像是P出来的，因为阳光把所有的暗部都勾没了，所有的线条无比锐利。”他说。
在拍摄刘素谦时，刘素谦突然什么也记不起来，但仍能一个音不跑地唱出“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她的战友碰巧是下一个接受采访，两人多年没见，两只皱巴巴的手攥在一起。就算不是一个军的战友，在拍摄间隙，老人们碰到一起，总会就谁的部队更英勇开玩笑，临走前还会互相敬礼。
这些镜头外的情感，宋坤儒无法全部装进影片。每当镜头转向手舞足蹈的任红举，画面就变得生动，因为他把故事讲得“特热闹”，讲逃命的经历还不忘开玩笑，“但其实你仔细去听每一个故事，你都会感觉到他热闹背后的悲伤。”他记得每一个牺牲战友的名字，把牺牲场景描述得像照片一样清晰，但镜头一合，停止讲述，老人就垂下头，耷拉下脸。
老兵周有春常说，“时代变了”。他在涉外酒店工作时，美国人给的小费最多，但他从来不收。
他们在用自己的方式记住过去的时代。93岁的农民孙德山自己建了一个抗美援朝纪念馆。他从10多年前就开始筹备，靠种地、卖废品攒钱，把退伍补助都花在布置展馆上。
这个在自家院子里建的纪念馆，摆着地图、老物件和老照片。灯光、红毯一应俱全，抗美援朝时期的10名元帅、57名上将、177名中将、1360名少校的照片排列整齐，只不过他们背后是发霉的墙壁，头顶是破旧的塑料布。
孙德山节俭，时常去集市上淘没人要的旧相框，宁愿少吃一顿饭，也要多洗两张照片。家里人都反对，村里人喊他“孙疯子”，他也不吱声。在宋坤儒眼里，孙德山有点像现代的堂吉诃德。
这两年，他终于被媒体看到，被送了20多面锦旗，家里厚厚一摞来自天南海北的报纸，都是关于他的报道。他上了央视的舞台，陈凯歌推着他的轮椅迎接观众的掌声，他黝黑皱缩的脸上笑出一朵花。但是他的屋子现在下雨还会漏水，展馆的照片常常被水浇湿。每月退伍补助2000多元，勉强够生活。
孙德山从没想过，离开战场后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上战场前，母亲刚去世。1955年，他坐着和出发时一样的闷罐车，悄无声息地回来，直到穿过国境线、有城市的灯光漏进来，才觉得“见着亮喽”。
他背着200斤高粱米回到村里，生了8个孩子。他先是在火车站工作，火车站减员后回到生产队，主动干最重最累的活。现在去城里办事，还给六七十岁的老太太让座，而他已经93岁了。
他也哀叹过自己的境遇。小儿子27岁死于白血病，他埋怨自己是灾星，“朝鲜当时打细菌战，是不是我把细菌带回来了？”不过，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很快他就恢复了爽朗的语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了不起啊！”
电影上映后，孙德山收到的信最多。每当他出现，视频网站上的弹幕就接力传递展馆的位置，飞过一句句承诺，“我一定会去看看”。
宋坤儒好奇，如果中国老兵再碰见美国老兵，70多年后他们会对彼此说什么。他真的找到了一位参加过朝鲜战争的美国老兵，那位老兵说，如果现在碰到中国志愿军，他会拥抱对方，感叹在上帝的庇佑下我们都还活着。
他拿同样的问题问中国老兵，得到了更简短的答案，“他要敢来，那我还干他！”
宋坤儒在搜集资料时发现，现有的抗美援朝题材纪录片大多是“宏大叙事”，从世界格局讲到东亚格局，从战役到战术，“讲个体故事的特别少”。
由于从没拍过纪录片，他也想过把素材给其他专业的纪录片团队，但宋坤儒和同事担心，那份面对面诉说的情感会打折扣，“对我们来说，他们不仅是素材，（他们）身上工具性弱了，人味儿多了。”
最终，没有时间线、没有旁白，他把“还原听老兵讲故事的现场感”作为目标，不考虑战功、军衔，尽可能多地把老兵们都放进来。
“每个人的青春都有一场仗要打”
在筹备影片过程中，宋坤儒最大的坚持是，一定要上院线。有朋友建议直接放上视频网站，风险低，但宋坤儒不能忍受这些老兵的讲述，被一个键随时暂停，“他们需要在一个安静的环境里被聆听”。
为了拉投资，他开始四处借钱，“赔钱就卖身呗，以后拍片子找我当导演，我打折，什么剧本我都拍。”作为国内唯一一部公映的抗美援朝纪录片，《1950他们正年轻》顶着极大的压力：龙标一直拿不到，赶不上2020年抗美援朝70周年，不断有投资人因担心票房撤资。
他也不是没想过放弃，把这些素材压箱底，10年之后见天日，“但这些老人不都还活着的吗？如果10年之后，这些人全都没了，如果他们看不到片子，我觉得对不起他们。”
他记得，得知薛英杰去世时，他正在电影院给影片调色，做上映前的准备。电话刚挂，巨大的屏幕上正巧出现薛英杰的镜头。“哭的特别厉害”，宋坤儒答应过薛英杰，要带着片子，开车去邯郸放给他看。这个承诺再也没法实现了。
宋坤儒知道，自己在和时间赛跑。有些老人再见面时，和之前像是两个人。
第一次采访周继成，宋坤儒记得这位外号“小黄牛”的老人腰板很直，一口“川普”洪亮有劲，眼神像鹰。去年12月宋坤儒在央视舞台上再见他时，老人缩得很小，在台上睡着了。宋坤儒抱着他，“像抱着一只虾米”。今年1月份，周继成去世，遗愿是“不收礼，不收花圈，不开追悼会”。
上映前，宋坤儒心里也打鼓，他们没有《金刚川》的特效场面和明星光环，主演就是“一群老头老太太”，会有人来看吗？
他曾经把片子给身边不同年龄段的朋友看，一些80后评价没有战争场面、时间结构混乱，他们对抗美援朝的背景和经过有一定了解，觉得片子讲得不够清晰。而90后、00后挺喜欢，他们能跟着老兵的诉说进入他们的情感世界。
这正是宋坤儒的目的。他只留下最具有情感冲击的段落，梳理出最短的逻辑链条，力求没有历史基础也能快速理解，“像是剪了一个长版的短视频”。他希望年轻人看完片子，能真正对抗美援朝的历史产生兴趣，继续深入了解更专业的资料。
去年9月3日，影片上映。然而票房一开始不怎么理想，很多院线因为疫情不开放，线下路演也被取消。宋坤儒把票房的钱全部捐给了帮扶志愿军老兵的公益组织，祈祷片子能在院线至少撑一个星期。
没想到，片子扛过了第一个七天、第二个七天，扛到了10月底。自愿帮忙宣传的年轻“自来水”观众起了关键作用。他们通过微博找到了片方，拉了个民间“宣发群”，群里有学生、创业者、作家等，大多都是90后和00后，通过各种渠道拉人去看电影。
当时邯郸有个和老兵家属一起看电影的活动，一个姑娘想参加，买了票，找了个跑腿小哥帮她取票。结果跑腿小哥不仅把电影看完了，还跟老兵家属合了影，那天没再跑单，叫了他的朋友接着看。
这些年轻观众对抗美援朝的认识大多停留在历史课本，看完影片后，有人去看1000多页的《抗美援朝战争史》、有人向大家推荐b站上的科普视频。“自来水”群里，还有沈阳的朋友去看望孙德山，还在群里视频连线。周晶看到，大屏幕上的老兵突然出现在手机里，面庞更加苍老，“就像自家的小老头给你打视频电话”。
周晶也是群里的一员，那时她刚大学毕业，想出国，但雅思考试被疫情延误，工作也找不到，每天闲在家里，对未来充满迷茫。她不敢打开朋友圈，晚上焦虑到合不上眼。
她无意间刷到宋坤儒给观众写的信，被导演的真诚感动，就去看了影片。看到上个世纪年轻人的活法，她感觉焦虑被抚平了一些。
微博大V爱国熊猫是个80后，他直言以前他总是愤世嫉俗，现在他明白，这个时代诱惑太多，不是谁都能把一件事做到极致。
在他看来，像《1950他们正年轻》这样的影片或许能重塑年轻人的信念感，“这种代入感不是喊口号能喊出来的。文字是隔着一层纱，但影像是一个人直接坐在你面前。”
宋坤儒希望这部影片，能把老兵们年轻时面对困难的勇气传递下去，“每个人的青春都有一场仗要打，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的一生都在和自己的生命轨迹做斗争。”
最终，影片票房1088.2万元，是《长津湖》系列的几十分之一，但在豆瓣上的评分高达8.9。有人评论，《1950》里没有“瞬间逆转”“孤胆英雄”，而是真实呈现了“人”本身在战争下的状态。
年轻的“自来水”也希望更多人关注老兵的生活，“而不只是嘴皮子上的尊敬”。今年1月份，周继成去世，周晶发了悼念的朋友圈，有看过影片的朋友在下面评论，周晶很欣慰，“至少有人记住他们了”。
一位成都的老兵家属，在成都每一个排片的影院都买了两张票，一张是自己的，一张是父亲的。
宋坤儒原先想去13个城市路演，每一站都要请老兵到现场，“电影只是一个载体，我们的目的是让更多人认识这些老兵，甚至让更多人挖掘身边老人的故事，不管是作为集体记忆，还是家族记忆，都值得我们了解。”
在寻访老兵的过程中，他逐渐厌倦在商业广告里自我重复，开始主动接一些国家形象片，“油腻中年男人的社会责任感吧”。老兵的故事让他对更宏大的命题产生兴趣，“中国人到底是什么样子？这个古老民族的独特性究竟在哪？”
他相信这部影片“意义不仅在当下”，“我们像火柴，短暂地亮一下，很快会燃烧干净，但我相信会有人接力。”
一位年轻的B站网友在影片下写评论，“我刚刚从电影院回来，外面下着大雨，我一路唱着歌，汽笛喧嚣，雨声很大，我就放声地唱。真的不知道脸上是雨还是泪了。
我那个很小很小的电影院，只坐了很少很少的几个人，从第一排到最后一排，一排一个人，在中央，像一道历史明灭传承的线。
我坐在最后一排，看见前面的人们每次抬手拭泪。我是哭得最多的一个，前面大哥偷偷转头给我递纸。所有人，坐到电影结束。当灯光亮起，一位老者呼地就起立了。他大声唱，唱得我浑身震悚。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无一人离开，我们开始合唱这首我们的歌。星星点点的几人，却让我觉得，我们唱出了黄河吞天之气势。在大雨中冲天一喊，告慰先人。
我大声唱着，唱着这是我们英雄的祖国。”
197653，是抗美援朝牺牲烈士的数量。影片票房达到这个数字的那天，位于全国各地的年轻观众打开手机定位，来了一张覆盖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合照。橘黄色的荧光小点汇聚在一起，每个箭头都指向朝鲜半岛，把身体和灵魂安放在那里的老兵，永远年轻。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焦晶娴 来源：中国青年报
11月2日，北京平谷区马坊镇的一个废弃养鸡场里，十几只猫在玻璃房里踱步或睡午觉。玻璃房后的厂房隔间里，养着240只狗狗。看到李林到来，狗狗们特别激动，摇着尾巴叫着，前爪搭在栅栏上，鼻子伸到洞口。
这是李林7年的时间里救助回来的流浪动物。这个养鸡场是北京Rain救助小院所在地，更是它们的家。
今年45岁的李林，200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收养了一只流浪猫，从此一发不可收。救助流浪动物之外，还到救助站当志愿者，直至自己设立救助小院。不管是创业失败，抑或是缺乏救助经费，李林都没有放弃，“那么多的生命，说服不了自己。”
为了让这些流浪猫狗更好地生活，李林也在努力。组织领养活动，向外界宣传救助小院，招募更多志愿者，募集更多经费。
李林希望，未来能有越来越多的人用领养代替购买，救助小院的猫狗都能有好的归宿，“都能有一个家”，而救助小院只是一个暂时的中转站。“最好的场景是，每只猫狗都有好主人，没有遗弃和虐待。”
11月2日下午，李林正在给猫咪们喂鸡胸肉。新京报记者 乔迟 摄
从北京市区出发沿机场高速和京平高速走50公里，下了高速再走1公里，就是平谷区马坊镇。路边到处种有玉米和杨树，低矮的红砖平房分布在路边。
走过一段石子路后，路边有村民经营的养鱼塘，一排排杨树后面的房子是曾经的养鸡场。养鸡场离村民的住房有1公里左右的距离，不会扰民。
由李林创建的北京Rain救助小院，就设在废弃的养鸡场里，10亩左右的面积。
走进养鸡场的铁栅栏门，有一幢长10米、宽3.5米、高3.5米的玻璃房。11月初的正午，吸收着充足的阳光，不用开电暖气，玻璃房里就显得很温暖。十几只猫咪，或懒洋洋地踱着步，或者在睡午觉。房间的长凳上铺着厚厚的毛毯和被子，这是专门为猫咪们睡觉准备的。
玻璃房再往后走，经过两三道锈迹斑驳的铁门和铁栅栏，是240只狗的活动区域。这是72间被改造过的隔间，用铁栅栏分隔开来。一个隔间大概有10平方米，经过一个小洞口，通往6平方米的户外活动区域。每个隔间有一到两只大型犬，或四到五只小型犬。
隔间的门是粗铁栅栏和细铁丝网组合而成，留有一个可以伸进一只胳膊的小洞。看到李林到来，狗狗们似乎特别激动，摇着尾巴叫着，前爪搭在栅栏上，鼻子伸到洞口。
李林熟练地叫出每只狗的名字，她知道每条狗的来历、年龄。哪只狗做过大手术，哪只狗的身体有钢板，哪只狗的性格活泼亲人，李林都一清二楚。
李林不时弯下腰和狗狗们打招呼，亲昵地和它们说话，用手指点点它们的鼻子，或者把胳膊伸进洞里，摸着它们的脑袋和下巴，就像对待一个个小孩。
李林告诉新京报记者，喂养近300只猫狗并不是件简单的事。目前，救助小院共有4名工人，主要负责喂饭、清洁、遛放。狗每天吃一顿，工人早上10点给狗喂狗粮，一天能吃掉100斤。每两天要炖一大锅鲜肉，包括鸡胸肉、鸭腿、鸡肝等，一共有20多斤。猫咪的猫粮常备着，一天喂两次肉，用鸡胸肉拌罐头。
每天早上6点和下午2点开始，工人负责把狗分批遛放在5个固定的户外区域，每批次遛放半小时左右。
在救助流浪动物的第7年，照顾猫狗已经成为李林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她主要负责救助小院的管理，包括新员工培训，老弱病残猫狗的医治，狗的社会化培训，筹集捐款，买物资、买猫狗粮等。
2022年8月至10月，因为缺少两名工人，李林只能顶替上来照顾猫狗。她每天5点半至6点起床，开始给隔间打扫卫生、添水，然后再遛放150只狗。九十点钟开始喂食，一直到11点半。中午休息后，下午2点继续开始遛放狗。
一天工作下来，李林的微信运动步数都在三四万步。李林之前跑过全程马拉松，自认为体力不错，然而一天下来，“已经累到睡觉好像昏过去一样。”她的脚趾被磨破，胯骨也脱臼了。
160厘米的身高，头发梳成马尾，碎发在额头和脸颊蓬松地散开着。上身是蓝白色格子衬衫，外面罩了一件暗紫色的运动卫衣，烟灰色的裤子褪色发旧，一双平板鞋上沾着泥土。乍一看，李林和普通的工人并没有什么分别。
因为猫狗生病的太多，需要了解跟动物医疗相关的知识，几年的救助下来，李林已经成为半个兽医。猫鼻支、猫瘟、犬瘟等一些症状较轻或常见的病，李林都知道对症下药，治愈率不比宠物医院低。
李林网购了烤比萨的电箱和咖啡机，她想把猫咪的玻璃房改造成一个咖啡厅。等到疫情好转后有志愿者来帮忙时，大家可以一起在咖啡厅休息、聊天。
很多狗是从小收养到救助站的，跟李林熟悉亲切，见到李林撒欢个不停。看到它们开心，李林打心底里感到快乐。
2022年4月5日，北京平谷Rain救助小院，李林正在跟她收养的流浪狗玩耍。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摄
李林接触猫狗，完全是一个偶然。
2002年，李林从上海大学毕业后来到北京，成为一名北漂。读理工科的她，主要从事建筑类的工作，房地产建筑、汽车4s店建设都做过。
李林从小没有接触过猫狗，只是觉得宠物很萌很可爱。
2006年，一个朋友救助了一窝流浪猫，并把其中一只小橘猫送给李林，这是她第一次养宠物。小橘猫叫皮皮，只有两个月大，小小的，很瘦弱。猫咪很高冷，不喜欢被抱。但上了年纪以后，又变得特别黏人。李林一回家，它就喵喵叫跟她打招呼，走到哪儿都要跟着。
两年后，李林在所住的小区里偶然碰到一只流浪狗。狗狗只有三四个月大，很瘦小，身上的毛因为皮肤病掉了一半，李林把它带回家，抹了两个月的药。这只狗也很黏人，只要李林在家，它不会离开主人超过两米，连晚上上厕所都要跟着。
后来，李林又捡回一只流浪的黄猫，这只猫咪跟李林也是寸步不离。孤身一人在北京打拼，因为有了猫狗的陪伴，李林感觉特别温暖，“从心里把猫狗当作家人。”
从这以后，李林也更加注意流浪的猫狗。上班路上花丛里的小奶狗，大雪天被扔在自行车棚棚顶受到虐待的小狐狸犬，车底下犬瘟后遗症抽搐的流浪狗等。看它们着实可怜，李林就把它们带回家收养。
慢慢地，李林的家里有了四只狗和两只猫，这有些超出了她的承担能力。后来再碰到流浪猫狗，她都会在社交平台发布领养信息，希望给救助的猫狗找个领养人。
从2010年开始，李林和大学同学一起到南六环外的猫狗救助站当志愿者。
而成立救助小院，更像是一个意外。
2015年冬天，李林正经历着第一次创业失败的低谷期，努力经营5年的西餐厅倒闭了，“处在很低沉很消极的一段时间。”家人和朋友对李林的态度也发生了一些改变，“大家比较注重结果，（创业）做得很好，大家会觉得你很厉害，说什么都很有道理。如果（创业）失利了，就会全盘否定你。”
事业付之东流，身边的人不理解，李林想，世界上有没有一直不变的东西？在这段消极的时光里，是猫狗的陪伴给了李林强大的精神依靠，“人的一生会经历很多，不管遇到什么波折，猫狗都会一直在你身边，它们对你的感情是不会变的。”
这四只狗和两只猫，让李林重拾了对生活的信心，她对猫狗也产生了更加坚定的精神寄托和信仰。“建立救助站，其实它们起到很大的帮助，有时候明明很多困难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但是我还会去做，我觉得它们是一种很坚强的支持和力量。”
之后，李林开始了第二次创业，做有机食物食材的网络平台运营。
也就是那年冬天的一天，李林路过朝阳区黄渠村时，发现有20多只狗属于放养的状态，而且每只狗的眼睛和鼻子上都脏脏的，被分泌物堵住了。李林以做志愿者的经验判断，这些狗可能集体感染了犬瘟热。经过测试，果然是犬瘟热。
20多只病狗已经算大型救助，李林没有经验，也没有资源和经费，但她并没有犹豫。“先救下来，以后再慢慢找人领养。”
她觉得，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晚一天，狗可能就没命了。她把自己的烦恼抛在脑后，争分夺秒地救狗，发布救助信息，筹治疗费用，找宠物医院，把20多只狗分别安置好。
最后，只有三四只狗没活过来，其他的狗都痊愈了。而通过这次救助，李林自己也振作起来，很快度过了低谷期。
2016年4月，为了安置这20多只狗，她先是租了四五间平房。后来为了给狗提供遛放的空间，她又换了一座带小院子的平房。后期收养了拆迁村十几只流浪猫和十几只流浪狗，慢慢地数量涨到50只。为了照顾猫狗，李林雇了一个工人。她每个月工资6000元到7000元不等，还要付工人4000元的工资。
Rain是李林救助的第四只狗，这是一只胖乎乎的小狐狸犬，发现它的时候，它在一个大雪天被人扔到自行车棚顶上下不来，特别瘦弱。养了五年后，Rain突发心脏病去世了，李林特别伤心。这是李林最初救助的四只狗里最先去世的，为了纪念它，李林把救助站起名叫“北京Rain救助小院”。
从这时起，救助流浪猫狗成为李林人生的一部分，救助的数量越来越多。尤其是“遇到特别紧急的情况，不救猫狗就会死”，李林没办法不管。拆迁村里被遗弃的猫狗，饿得皮包骨头；还有冬天怀孕或带一窝奶狗的狗妈妈，李林怕它们挨不过寒冬；还有生病、车祸后被遗弃的狗，流浪后毛都掉光认不出品种的狗。
2018年1月份，李林救助的流浪猫狗已经达到100只。2021年年初，狗的数量涨到200多只。最多的时候，猫狗加起来近300只。“其实我从心里有一个理性救助的弦，要不然收五六百只都有可能。现在每天都有人问我还收不收猫狗，我都在拒绝，我们的照顾能力已经满了。”
2022年4月5日，北京平谷Rain救助小院，李林正在跟狗狗玩耍。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摄
在李林看来，救助不仅要留住猫狗的生命，还要让它们有质量地生活。但对她来说，并不容易。
2016年，李林的救助小院，最初设在六环外，面积约一亩半。那时候还只有50只猫狗。由于与当地居民的住房只有一墙之隔，居民投诉狗叫扰民，救助小院被限期三天内搬走。
时间紧迫，李林只得在顺义区李桥镇找到一片废弃的猪圈。房子年久失修，一推就倒。而且猪圈的地势低，夏天下雨，雨水都往屋里流，狗的半个身子都被泡在雨水里。
李林很心疼，她和志愿者做起了修缮工作。把房子重新翻新，把猪圈变成隔间，抬高地面，新做了自流平地面，在遛放区还铺了简易草坪。
整个救助站只有一台空调，只能给猫用，因为猫咪更脆弱，对环境的要求更高，宽敞、干净的屋子也留给猫住。
李林和志愿者一直在努力改善猫狗们的生活环境，让它们过得更好。
2021年1月，李林将救助小院搬到了平谷区马坊镇的养鸡场。搬到平谷区后，条件改善很多，猫狗的活动区域更大了。猫咪有了宽敞的玻璃房晒太阳，通过小梯子接通平房住宿区，冬天夜晚降温，猫咪可以直接回到住宿区取暖睡觉。“救助站体量不小，再加上资源有限，所以有一点进步其实蛮难的。”
平谷区的温度比市区低，冬天白天的温度都在零下十几摄氏度，晚上更冷。狗的水盆即使放的是热水，也会立刻结冰。狗笼里铺着棉被取暖，一场雪下来，被打湿的棉被结了冰，狗瑟瑟发抖。
这又让李林心疼不已，她和志愿者决定做地热狗窝。地热狗窝的外表像一个封闭的铁盒子，有三四平方米大，高1米左右。一共有4层，是用冷库的墙面剪裁后组成的，保温效果很好。通电后，狗窝的温度能保持到10摄氏度左右，水盆不会结冰。地热狗窝看起来比较笨重，但几分钟就可以拆下带走，十分方便。
2020年，因为疫情，救助小院又经历一次危机。李林的创业陷入停滞，连着几个月没有收入，拿不出救助经费。
因为付不出工资，工人不干了，房租也付不起了，但李林几乎没有过放弃的念头。“放弃的是那么多的生命，说服不了自己，不像别的事，随时可以停。”
身边的朋友给李林出主意，“你一定要走（传播）出去，不能只有身边的人知道。”在朋友的帮助下，李林加大宣传，并做起了领养活动。朋友们都来参与支持，还组了一个义演乐队。
领养活动让更多人看到了救助小院，志愿者越来越多，现在已经有三四百人。
李林说，近两年，通过在网上宣传，更多人知道了救助小院，一批批志愿者为救助站付出了很多。“给狗狗们洗澡推毛，编辑公众号文章，帮助特别多。社会提供了很多支持和帮助，困难会更好解决一些，救助小院在缓慢进步，也是一种欣慰。”
据李林介绍，去年的领养活动共募资近20万元。募集的资金用于一年的猫狗粮食。
救助小院还有助养活动。助养人可以选择助养一只猫或狗，每个月资助300元的费用，费用包括粮食、人工、房租等。2021年，助养达到了近100只，但今年减少了三分之二。
最近，李林一直在筹集救助小院的狗粮经费，应对可能发生的冬季狗粮猫粮短缺等问题。
李林也在慢慢成长，她也在提升抗压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照顾猫狗也变得越来越仔细，越来越有耐心。“看到救助小院和猫狗越变越好，我很欣慰。过程虽然辛苦，但是很快乐。”
2021年8月8日，北京顺义Rain救助小院，院长李林正在讲解北京市的养犬相关规定和救助小院的领养规则。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摄
让流浪猫狗“有一个家”
救助只是第一步。让这些流浪猫狗“有一个家”，是李林的理想。
2021年3月到8月，在三元桥、国贸等人流量较大的地方，救助小院组织了将近100场线下领养活动。李林会带上四五只乖巧亲人的狗狗，和志愿者一起宣传“领养代替购买”的理念。
但是近100场领养活动后，只有5只狗被领养，3只被退了回来，还有1只因为主人的不负责任失去生命。
在李林看来，虽然领养的理念已经传入中国很久，但还处于发展初期，好多人还没有真正接纳。人们更倾向于养品种犬、幼犬，领养的狗大多是成年狗、中华田园犬。
另外，救助站通常会对领养有要求，比如领养后需要办狗证，遛狗用牵引绳，生病要看医生，后续做回访等，很多人会觉得太麻烦了。“宁愿花钱买一个有品种的幼犬，都不愿意去填很多资料去领养一只成年中华田园犬。”
一般情况下，把领养要求发给有意愿的领养人后，百分之七八十的人直接放弃。
在领养活动中，有一些对猫狗很热情或是条件很好的领养人，但是养宠观念并不符合领养的要求。“好多人的养宠理念不同，并没有真正地把宠物当成朋友或家人。”
还有些人领养的意愿很强烈，但他们对宠物的了解很片面，只是看到猫狗可爱的样子，对猫狗的习性、性格都不了解。这类情况，李林也很慎重。“喜欢它也不一定了解它，很多人养猫狗后发现，和他们想象的很不一样，这也是很多宠物被遗弃的原因。”
每一次做领养工作，救助小院的志愿者都会与有意愿的领养人沟通很多。“猫狗再健康也难免有生病的时候，它不只是随时像玩具一样，养它要付出很多，需要陪伴、遛弯，每天至少一两个小时，你有没有做好准备？”
李林说，领养观念的转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领养少虽然是现实，但总需要有人去做奠基石的工作，去传播理念。“传播领养理念等于传播一个种子，等到领养人时机、条件都成熟时，猫狗都会有更好的领养环境。”
救助小院里有三分之一的猫狗都是被遗弃的，李林呼吁，希望饲养宠物的人减少弃养、减少虐待。而针对遗弃、虐待猫狗的行为，尽快出台动物保护法，对遗弃、虐待的行为追责。
在宣传领养理念的同时，李林也在活动中宣传救助小院，从而招募更多的志愿者，募集更多的救助经费。
李林把胳膊伸进门上的小洞，跟狗狗们互动。新京报记者 乔迟 摄
但李林希望，未来能有越来越多的人用领养代替购买，救助站的猫狗也都能有好的归宿。
在李林的想象中，救助小院只是暂时的中转站，猫狗都是流动的，“只能算是临时的家”。需要救助的猫狗过来，通过救助变得安全、健康、互动性好，再找到负责任的领养人，“让它们都有一个家。”最好的场景是，每只猫狗都有好主人，没有遗弃、虐待，“没有救助站才是最好的。”
新京报记者 乔迟 编辑 袁国礼 校对 赵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