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东[1]华侨有利于探索他们在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交往中的作用和影响;有利于探索他们在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中作用和影响;有利于探索中东华人华侨对宗教、民族、居住国和祖籍国的认同规律。
探讨中东华人华侨的形成过程和现状，可以发挥他们在中国和中东国家交往中积极作用，避免其消极作用，为中国制定合适的中东政策和侨务政策提供参考;因为中东华人华侨人口构成的绝大部分是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回族，他们在中国与中东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中起着媒介作用，对他们研究有利于中国西部、特别是新疆向中亚中东的经济和贸易，有利于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全，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吸引力，有利于维护中东华人华侨的合法权益，有利于维护中国在中东公民的合法权益。
中东华人华侨研究是中东研究的空白，是华人华侨研究的薄弱环节。中东华人华侨包括汉族和中国少数民族，其中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回族是中东华人华侨的主要构成部分。1986年王庆丰先生在《维吾尔族华侨移居西亚地区史探》一文中，认为新疆维吾尔族移居西亚中亚的时间开始于公元8世纪。文章认为，维吾尔族移居西亚中亚的原因是经商、文化交流、朝觐以及政治原因。[2]作者在标题中首次使用“维吾尔族华侨”的称呼。黄力平在《浅述中国先民经由新疆移居中亚、西亚的开始》一文中，探讨了从早期到13世纪中国先民从新疆移民中亚西亚等国的历史。[3]作者在结尾指出，晚清是新疆和中亚地区风云巨变的时期，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引发了新疆地区各族人民向中亚、西亚地区迁徙和移植的历史现象，并使用了“新疆地区各族华侨”一词。北京大学李安山教授认为，这两位作者似乎是国内最早研究中东“少数民族华侨”的学者。王庆丰认为麦加朝觐是沙特阿拉伯维吾尔族华侨形成的重要原因，他指出，每年均有少数民族穆斯林从西北西南地区去麦加朝圣，大批朝圣大约始于18世纪。到19-20世纪之交，朝圣者每年达数万人。据新疆哈密地区的一份不完全的资料，该地区从年共有120名维吾尔族穆斯林(包括阿訇、毛拉和教民)到麦加朝圣。云南及东南亚的穆斯林华人也有每年去麦加朝圣的。为了到麦加朝圣，他们倾其所有，抵达麦加后所剩无几，不得不自谋生计。开始是卖水、打饢、做小买卖，随后结婚生育，便留居沙特阿拉伯、埃及或其他中东国家。有的则因途中旅费耗尽而留居沿途国家。[4]这种因朝圣而移民中东的具体华人人数无法统计。
除朝圣外，留学也是中东华人华侨形成的重要原因。根据姚继德先生的研究[5]，1928年云南回教俱进会致函伊斯兰世界最高学府埃及的爱资哈尔大学，就当时云南回教内部的派别纷争之事请求裁决。收到爱资哈尔大学校长穆罗威的复信后，云南回教徒倍受鼓舞和启发，便促发了派人留学埃及的想法。1930年，云南回教俱进会暨明德中学借阿富汗穆斯林学者大章·穆罕默德罕先生访滇之机，委托他代为致函爱资哈尔大学校长，表示希望该校接受明德中学优秀学生前往留学。1931年11月中国首届留埃学生团(纳忠、张有成、林仲明、马坚，领队沙国珍)进入爱资哈尔大学学习。[6]从1931年由云南明德中学开始，到1938年北平成达师范终止的7年间，中国各回族团体和学校派送到爱资哈尔大学的回族留学生共有6届33人。1935年的中国旅埃同乡会为中国驻埃及第一任领事邱祖铭举行的欢迎酒会上有60多人出席，其中除在该校留学的回族学生外，还有旅居当地的穆斯林商人。[7]1955年12月，中国向埃及派遣8名留学生。1982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派遣10名学生到埃及留学。后来因各种原因，他们中有的在埃及定居下来。
总体来看，中东华侨华人形成的原因包括三种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和政治因素。而经济因素具体包括自然灾害造成歉收、劳工输出和通商贸易。文化因素包括出国留学和麦加朝觐。政治因素包括：历代中国政府的歧视政策所致;民族起义后遭镇压而被迫逃亡;叛乱或战争失败后被迫逃走;因对中国政治运动不满而移民。例如，居住在中国新疆阿勒泰、巴里坤、木垒和玛纳斯的哈萨克人在20世纪30年代进入甘肃和青海两地。进入当地后因划分牧场与当地居民产生矛盾，后遭到国民党军队马家军的残酷镇压，1941年3000多哈萨克族人经西藏逃入克什米尔地区。20世纪50年代初，因参与叛乱被镇压而逃亡到克什米尔地区的哈萨克人有450人。1953年—1960年约有3000哈萨克族人陆续迁往土耳其。这批人最初被安置在靠近苏联边境较为寒冷的东部安纳托利亚地区。20世纪80-90
年代，他们主要居住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安卡拉、萨里、布尔萨、埃斯基谢希尔和开塞利。[8]最初，迁居土耳其的哈萨克人主要从事农业，兼做畜牧业和手工业。80年代中期，约有25%的哈萨克族人以农业为主、牧业为辅，而75%的人从事轻工业和商业。[9]老一辈的哈萨克人绝大多数是文盲，而现在年轻一代的哈萨克族人绝大多数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并出现了许多专家和技术人员。[10]
唐宋时期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进入早期交往阶段，明清时期两者进入深层交往，清末民初两者进入广泛交往，1949年后进入全面交往。[11]事实上中国伊斯兰教具有文化属性、宗教属性和民族属性，它是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历史交往的产物，它既是伊斯兰文明的子系统，也是中国文明的子系统。中国有10个穆斯林少数民族，这些民族的形成过程与中东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和突厥人在文化上和体质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中东与中国的文化联系和民族联系是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这恰好是中东华侨华人形成的历史大背景，也正是研究中东华人华侨的历史和文化思路。[12]
基于上述研究，我们可以作出如下判断：1979年前中东华人华侨形成的基本原因是朝觐、经商、婚姻、探亲、留学、政治巨变。1979年后，部分中国劳工、中国留学生加入中东的华侨华人行列。中东地区华侨与华人的总体特征是：留学生以学习阿拉伯语、波斯语者居多、宗教学者居多;以穆斯林居多、以回族同胞者居多;中国劳工以汉族居多;中东华人华侨中以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居多。
中国学者对中东华侨华人的人数和民族构成进行了艰难而宝贵的探讨。北京大学李安山教授从研究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迁移特点、辨识标准及人数统计出发，提出了识别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5个标准，代表该领域研究的最新成果。[13]这是李先生对华侨华人研究的理论贡献，是中国学者研究少数民族华侨的理论前提，也是研究中东华侨华人的最重要理论框架和思路。李先生还认为沙特阿拉伯有来自中国的维吾尔族15万人，土耳其有维吾尔族5万人，土耳其有哈萨克族25000人，沙特阿拉伯有回族2万人。土耳其的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共有75000人，沙特阿拉伯有少数民族华侨华人17万人。[14]
2007年8月，根据笔者在新疆侨办和喀什地区侨办的调研，新疆旅居海外的华侨华人100多万，其中90%以上是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他们主要分布在中亚、西亚和南亚地区，现有归侨侨眷约30万人。喀什地区总面积16万多平方公里，总人口为376万，包括1市11县，其中维吾尔族占90%，汉族占8%，其他少数民族占2%。全区现有归侨、侨眷3万人，在国外的华侨华人近3万人，分布在37个国家和地区，其中西亚约占70%，有影响力的重要人物55人，改革开放以后出境的华侨华人约70人。[15]中东华侨华人之中有21000多人来自喀什地区。
回族华侨华人研究也涉及到中东华侨华人研究。中国回族与中东具有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内在联系，回族移居海外由来已久。沙羚[16]论述了回族华侨华人移居到中亚、泰国、缅甸等国的过程，但并未涉及中东回族华侨华人形成的历史根源。回族华侨作家刘宝军先生祖籍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1987年7月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1998年获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社会学第二学士学位，2002年获国际伊斯兰大学教育行政管理学硕士学位，他很早就开始注意和研究出版了海外回族和华人穆斯林，他估计海外回族有34万之多，华人穆斯林有38万之多。他指出了当代中东回族华侨华人形成的一个成因。刘宝军认为沙特阿拉伯有回族2万多人，主要居住在塔伊夫、吉达和麦地那，他们主要来自甘肃、青海和新疆，对春耕、谷雨、夏至、冬至等与农业活动有关的节气比较熟悉，但由于宗教信仰不同，他们不庆祝端午节、清明节和中秋节等中国传统节日，他们和本地穆斯林一起过“开斋节”和“宰牲节”，回族在先辈忌日请阿訇到坟地念经。中国留学生一般在利雅得、麦加和麦地那的大学求学，而且几乎是清一色的男生，1998年在麦地那国际伊斯兰大学留学的中国学生有120多人，他们除免缴学费外，每月有800里亚尔(折合人民币1600元)的补贴，还可得到往返回国探亲机票。回族华人之中著名人士有马步芳、马继援、马香泉和高文远(1911年出生于青海，20世纪80年代迁居到塔伊夫，1988年完成《清末西北回民反清运动》，1998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再版)。[17]
1994年，张天、戴年华分析了华人移居中亚西亚的历史因素和历史功绩，论证了华人有“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发展规律。作者认为中东的华人华侨有8万人，其中汉族华人5千人左右，哈萨克族华人1万左右，维吾尔族华人5.5万左右。中东华人华侨进入第3代或第4代后就融入当地社会，他们接受所在国的语言和文化，而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反而成为外国的语言和文化了。[18]这是中国学者对中东华侨华人数量的第一次估计。谭天星在《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发表《现代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境外迁移初探-以新疆、云南为例》，本文对研究新疆籍的华侨华人移居到中东地区的历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朱慧玲在《八桂侨史》(1999年第4期)发表《新疆籍华侨华人在西亚》，首次论述了在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的新疆籍的华人华侨，他们主要包括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回族，作者认为沙特的华人华侨近20万，维吾尔族最多，回族次之，还有汉族、乌兹别克族、柯尔克孜族和哈萨克族。土耳其的华人华侨8万人，其中维吾尔族有5万人，哈萨克族2.5万人，其余为乌孜别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塔尔族和汉族。[19]这是中国学者第2次推算出中东华人华侨的数量。赵和曼在《南洋问题研究》(2004年第1期)发表《试论海外少数民族华人的若干特点》，他又在《东南亚研究》(2004年第5期)发表《我国对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研究》，回顾了中国对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研究的学术历程。
学术界认为在土耳其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等华人华侨有7.5-8万，在沙特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等华人华侨有17-20万万人。中东维吾尔族华侨华人有20万，哈萨克族华人华侨有2.5万人，回族华人华侨有2万人。[20]目前学术界缺乏对中东国家华人华侨的整体研究，特别缺乏对伊朗华人华侨的研究，无法区分中东华人华侨中汉族和少数民族，因此也无法深入系统评估中东国家华人华侨在文明交往和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和影响。
目前，中国政府没有对中东华人华侨人数的权威数据，学术界对此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本人根据报刊和网络资料整理如下：
(一)伊朗华侨华人概况。按照华侨华人的严格区分，伊朗华侨人数相对较多，华人不超过10人，长期在伊朗居住和生活的华侨后代，基本上选择了中国国籍。据中国驻伊朗大使馆统计，2008年大概有名中国人生活在伊朗，他们的生活状况可以用几句话形容：“相处容易融入难、安逸平静小波澜、一日三餐老三样、急功上火事事难。”[21]其中留学生150人左右，他们学习宗教、波斯语言文学和经济管理，民族有回族、维吾尔族、撒拉族和汉族。其中，回族同胞占绝大多数，他们往往兄弟姐妹一起留学，或者同村同乡一起留学。我认识的一家来自青海化隆县的回族人，姐妹两个、弟兄三个都居住在德黑兰。姐姐毕业于马什哈德女子学院，精通波斯语，自1995年起在电台作播音员;妹妹在德黑兰大学攻读波斯文学博士学位;两个弟弟大学毕业，并同回族姑娘结婚，生下儿女，在贸易公司当翻译，一个弟弟正在塔巴塔巴伊大学攻读波斯语言文学，他想在老家青海找对象，有时去当波斯语翻译赚钱补贴学费。他们每逢节日团聚，遇到重大困难时互相帮助。在伊朗的宗教首都库姆，居住着好几家回族同胞，其中一对夫妇来自甘肃省，有一儿一女，妻子在经学院学习伊斯兰教，免费住两室一厅，并有800元左右的奖学金。另外一对年轻的夫妇来自山东省，刚刚结婚，没有孩子。他们热情款待国内来的客人，为中国的发展欢欣鼓舞。中国留学伊朗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国内一些老少边穷地区，包括青海、新疆、云南、甘肃，共涉及15个省市，其中有9人获得波斯语言文学博士学位。3位博士已经回国效力，分别在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和洛阳外国语学院从事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
中国留学生一般在伊朗中资企业和中伊国际贸易中当翻译。回族留学生一般同伊朗留学的回族或国内的回族结婚，他们一般生育2-3个孩子。听说有一名回族留学生同伊朗姑娘结婚，在生下一个女儿后，因为性格不合，现在离婚。在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时，发现一名回族留学生带着他的伊朗女朋友同时出席。据说，他们同居很长时间，但未结婚。当我离开伊朗时，一名回族留学生正在同一名伊朗波斯族的大学生谈恋爱，这个伊朗姑娘是学习波斯文学的，才华横溢，心地善良，心理细腻，经常用波斯诗歌写情书。当她家人反对与中国青年交往时，这位伊朗姑娘态度极为坚决。伊朗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就由7个回族留学生创办，他们精通波斯语和伊斯兰文化，是传播中国文化和伊朗文化的新生力量，是沟通中伊文化的媒介和民间大使，是维护中伊友谊的先锋。[22]
中国画家傅书中先在德黑兰大学留学获硕士学位，后在德黑兰市举办中国绘画培训班，举办中国画展，传播了中国国画画法和中国书法。傅书中先生的夫人余莉早年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后在伊朗留学，先后读完波斯语言文学硕士和博士学位，2008年在一家中资企业作翻译。他们住在德黑兰大学为他们免费提供的一室一厨一卫的学生夫妻间。他们的女儿现年7岁，出门讲一口流利的波斯语，在家与父母交谈时汉语与波斯语混杂。他们为了培养孩子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认同，在家里挂了很多中国地图、中国书法和少儿识字图画，经常教孩子唱中国歌曲。余女士长期在伊朗生活，经常接触伊朗伊斯兰教，信仰慢慢发生变化，皈依伊斯兰教。但她始终保持了中国传统女性的优秀品德，在工作之余，相夫教子，操持家务。我还拜访了居住在德黑兰近30年的中国台湾华侨杨先生，他在台湾有妻子和儿女，但他与妻子早已离婚。他在德黑兰同时代理好几家公司的业务，独立租住一套公寓，家里挂着中国绘画和对联，雇佣一名伊朗妇女作厨师，还雇佣5名伊朗人帮助做业务。根据伊朗什叶派法律，缔结临时婚姻是合法的行为，他先后有过两次临时婚姻。[23]他当着我的面拿出他前妻的照片，对方是一家医院的护士。根据伊朗的法律和文化习俗，要娶穆斯林女子为妻，必须皈依伊斯兰教，所以他就成为温和的虔诚的穆斯林，并按照穆斯林的生活习惯严格要求自己。他对我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伊朗人民尊重和羡慕中国人，他深为自己的中国人身份感到骄傲和自豪。他坚决维护海峡两岸和平，热衷与大陆人交朋友，经常挖苦和讽刺陈水扁和吕秀莲。每年春节和国庆节期间，中国驻伊朗大使馆举行招待会，他都是特邀代表。因为他长期生活在伊朗，已经适应了伊朗的环境，完全用波斯语交流。
伊朗华人、华侨的个体经商者数十人，一般都经营服装、鞋帽等生意。笔者本人在伊朗德黑兰大学访学期间，曾去位于波斯湾的格什姆岛上考察，拜访了一位来自浙江省温州市的商人在那里开办服装商店。他基本能用波斯语进行讨价还价，晚上一个人在家通过卫星电视看中国节目，平时与伊朗人交往很少。伊朗中资公司有70家左右，业务范围涵盖通讯、电信、公路、铁路等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汽车、石油开采等重要领域，雇佣中国员工在2000人以上。中国姑娘因为嫁伊朗人而移居伊朗不超过10人，根据伊朗国籍法，这些中国姑娘很快加入伊朗国籍，她们成为伊朗最早的华人。笔者在德黑兰大学国际波斯语研究中心遇到了远嫁伊朗的两位中国女子，有位中国女子随丈夫返回伊朗后在德黑兰开办中医诊所，她们说伊朗丈夫非常尊重她们的风俗习惯，对她们很宽容。伊朗姑娘嫁给中国人可能有3人以上。
(二)以色列华侨华人概况。中国驻以色列使馆商务处登记在案的华人数字是人;新闻媒体近来最常报道的数字是1万人;以色列官方公布的数字是2.3万到2.5万人。以色列中国工人情况非常复杂，其中非法滞留工人的生活状态最差，跟着劳务公司打工的工人食宿情况也不一样,有公司统一包吃包住的，也有自己想办法解决吃饭问题的;有的住在集装箱里，有的住在废旧车厢里，有的住在当地人提供的简陋民宅里。据中国工人介绍，他们的住处没有任何娱乐设施，也看不到任何中文报纸，平时除了工作就是工作。他们基本上处于十分封闭的状态。[24]
以色列中国工人平均每个月收入可以达到800到1000美元，有些经常加班的还要稍高一些。如果用“越多越好”来形容在以色列的中国工人对钱的态度，那是一点也不过分的。他们出来就是为了多挣点钱，他们的钱是用汗水、泪水和血水换来的。如此恶劣的生活和安全环境，在以色列的中国工人何以能够支撑下来?挣大钱，过好日子，这就是他们的理想。因此，钱满足了他们的成就感，而成就感解释了他们不顾战乱，冒着生命危险留在以色列的原因。
大陆留学生在生活花销方面都很节省。部分留学生租住了当地人的住房，但大多数都住在学校的宿舍里(其中许多是地下室)，还有的就住在实验室里。对他们来说，如果能有单独的房间，无论多小，都算是相当好的住宿条件。以色列房价之贵，令大陆留学生望而生畏。大陆留学生中，以学医、化学等理科学科者居多。他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实验室度过的。有人说，中国学生是他们的指导教授(被他们称为老板)最勤奋的打工者。他们一般每个月可以拿到1000美元左右的生活费，碰上导师科研经费充足的话，博士生还可以再得到数百美元甚至更多的补贴。尽管生活比较清苦，但大陆留学生的表现都很优秀，导师一般都很满意，以色列同学的评价也很高。[25]
(三)埃及华侨华人概况：根据旅游天下网(www.Travel-World.co.Uk)介绍，埃及有华侨华人、新移民、留学生等约4000人左右，其中大陆新移民2000多人，维族华人200人左右，汉族华侨华人800人左右，留学生1000余人。也有资料说明在埃华侨华人总人数约5000人。[26]华人移民埃及最早可追溯到1949年前。西北军阀马步芳部属及后代中的一部分移至阿拉伯国家谋求发展，至今埃及还有马家后裔。[27]20世纪80、90年代，随着中国对外开放进一步发展，从国内或国外移民埃及做生意华人越来越多，还有一些华人参与中国援助埃及工程项目建设而留居埃及。2000年以后，来自浙江、福建、东北一批新移民通过投资或者旅游渠道进入埃及，从事商贸活动。2004年在爱资哈尔大学有200多位中国留学生。近些年来，中国与埃及的经贸关系不断发展，合作领域也进一步拓宽。华侨华人经济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四)阿联酋华侨华人概况。根据笔者在新疆侨务办公室多次实地调研，居住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华侨华人约有10万，其中在阿注册的中资机构人员、华人民营企业家、中阿之间做贸易的商人占60%，主要从事纺织品、生活用品、建材、汽配、餐饮业和旅游业等。他们大都来自浙江、福建、江苏、广东和新疆等地区。到阿联酋务工人员占40%，大都来自江苏、安徽和四川等地，在阿的华人绝大部分都能够拿到居留签证，但受阿政策限制没有人加入阿国籍。[28]重庆姑娘沈某毕业于重庆大学英语专业本科，原是重庆市外经贸委的工作人员。2005年7月29日，沈某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首都阿布扎比，在一家旅游公司当翻译和导游，她的工作是专门接待来阿的华裔，公司的副总经理是浙江人，公司还有一个印度女孩和约旦女孩。沈某的月工资是800美元，但那里的住宿、医疗、食品价格是国内的三倍。沈某因为工资太低，就跳槽到一家建材公司当业务员，该公司的老板是福建人。沈某成功地向一家印尼人开办的建筑公司推销了建筑摸板，由于她执著和诚恳，她的阿拉伯语有了明显进步，业务蒸蒸日上，老板给她30万人民币的年薪，另外奖励一辆丰田轿车。2006年底沈某与朋友合伙开办了一家外贸公司，她的公司设在重庆市江北区，主要从事建材进出口业务。2007年头三个月的贸易额已经超过1000万元。沈某的生活多少带有阿拉伯人的痕迹，因为她的办公室里摆着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带回的椰枣茶和薄荷茶，她已经习惯喝这种阿拉伯茶。[29]
阿联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和睦相处。阿本地人只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余近70%都是外籍人员。阿联酋社会稳定、基础设施过硬，有利于中国企业进入阿市场，并通过阿拉伯世界各国认识、接受中国产品。凡是外国人来阿创业，阿政府都给予优惠政策，尽可能提供便利条件，因此，中国人越来越看好阿市场。现中建、中铁、中土、中石油、中石化等大型国有企业已在迪拜开展业务，另外还有近200家有一定规模的中国民营企业在迪拜注册。迪拜的中国商品批发中心(龙城)是中阿两国政府经贸合作的象征。此外，温州商会还在迪拜组建了几个专业市场，如中国服装城、轻工城、建材城、鞋城、汽配五金城等。中国企业已在阿联酋市场占有一定份额，并开始以阿联酋为跳板将产品批发到中东地区的其他国家。据了解，2005年中阿进出口贸易总额达107亿美元，其中主要为中国出口。阿联酋已成为中国在中东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沙特。
根据迪拜华人网报道，迪拜的华侨拥有的中东地区经营的第一家私营商务电视台——亚洲商务卫星电视台于2008年8月1日成功开播。该台讯号将覆盖中东及北非地区21个阿拉伯国家，预计约有4亿观众可通过卫星收看。亚洲商务卫星电视台(原定名阿里巴巴商务卫视)是2005年底由迪拜中资公司华星集团斥巨资购买的一家当地电视台。它以阿拉伯语及英语播出，通过阿拉伯地区最主要的广播卫星NILESET传送。
亚洲商务卫视向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观众播放中国电视节目。在为期1个月的自我推广后，该台将正式播出各类节目，包括《中国商旅直通车》、《中国百业之窗》、《商务咨讯每日播报》、《中国商贸快报》和《中国文化驿站》等栏目，每天4小时的节目分6个时间段滚动播出。电视台董事长王伟胜表示，希望这些节目成为帮助中国知名品牌产品进入中东市场的桥梁。与此同时，该台还将向阿拉伯观众介绍中国的名胜古迹、壮美河山以及传统文化，帮助他们了解中国。迪拜有5份华文报纸——《新民商报》、《东方商报》、《华人时报》、《华人之窗》、《绿洲》。另外，2004年，"华人社区中心"在阿联酋成立。该组织旨在维护在阿华人华侨的合法利益，为落难华人华侨提供必要的资助，帮助个人和公司清欠，通过当地行政部门调解雇佣之间的纠纷，为初来阿联酋华人提供经商和可行性建议等。他们不分民族、地域，凡是中国人有困难，都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帮助。[30]
(五)沙特阿拉伯华侨华人概况：据不完全统计，在沙特居住的华人华侨约有15-18万人，其中90%以上是维吾尔族，回族居次。[31]他们主要分布在港口城市吉达、麦加、麦地那，其次在塔伊夫、达曼和首都利雅得。回族华人华侨主要居住在塔伊夫。据中国驻吉达总领馆介绍，新疆华侨华人在沙特有70-80年的历史，现已发展到第四代。早期新疆人给沙特带来了耕地、建筑、炊事、铁工、木工、制鞋等技术，颇受沙特人欢迎，对沙特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还有一些人在解放前夕因经商或朝觐来到沙特逐渐定居下来。改革开放以后，又有不少人走出新疆，到沙特探亲或做生意之后，留在沙特成为新移民。[32]第一代人大部分已入沙籍，少数人持中国台湾的"护照"，他们的生活水平没有特别富裕的。第二、三、四代移民则大都在沙特或外国接受高等教育，文化层次比较高，其中部分人继承父业做国际贸易，以及从事房地产、餐饮业和旅游业。移民中年轻一代的绝大多数已进入沙特政府、教育、卫生、建筑、通讯、航空等部门供职，已融入沙特主流社会。
沙特老一辈的华侨具有强烈的故乡情和爱国情。例如，2001年2月22日，中国甘肃朝觐团见到沙特的老华侨马致忠，他年过古稀，家住塔伊夫，来自甘肃临夏市八坊华寺街。他大半生侨居沙特，精通阿拉伯语。但是，在同在家乡人交谈时，仍用老式八坊腔讲话。一年一度的朝觐期间，他总是第一个到甘肃团驻地看望乡亲，并带来蔬菜、瓜果、面粉、鸡蛋送给乡亲，甘肃老乡也给他带去茶叶、中药、布底鞋和衬衣。他还帮助中国人去医院看病，代购货真价实的纪念品。1994年5月7日，拜一民(时任甘肃朝觐团副团长)和马德祥(时任甘肃朝觐团团长)拜见了老华侨丁世明。他是甘肃省临潭县人。20世纪50年代，由于子女较多，家境贫寒，他常去西藏拉萨做生意，1958年底到国外，辗转到沙特，无法回到国内。当时他还年轻，为了生计，在当地结婚，生儿育女，定居塔伊夫。按照沙特王国法律，他不能加入沙特国籍，只能持临时护照，定期更换。而他在沙特出生的子女按规定加入沙特国籍。改革开放以后，他与家乡亲人取得联系。前妻所生的几个儿子先后去麦加朝觐，并与长期分离的生父和异母弟妹相认。后来前房小儿子丁目迪依托父亲的关系，在国内开办了穆斯林华侨有限公司，在吉达设立分公司。丁目迪现为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甘肃省青年联合会副主席。1997年丁世明回到阔别40年的故乡临潭县，回国5个月后他因病去世，一位老华侨终于叶落归根。[33]
沙特华侨马蓉瑛女士祖籍甘肃临夏，是马步芳的侄孙女。1992年帮助临夏籍的哈只顺利回国。1997年朝觐期间，她组织在沙特的甘肃同乡会筹集救灾款2万多美元，救济在火灾中的中国遇难人员，到医院为伤者送饭，并送去拐杖和轮椅。1995年-2000年她共捐款52万人民币，帮助家乡修建清真寺和学校，修建人畜饮水工程。2001年3月8日，甘肃朝觐团长拜一民见到马蓉瑛女士和她的儿子。母子都是阿拉伯式打扮，母亲一口浓重的乡音，而儿子说中国话已有点吃力。儿子阿卜杜·巴斯现在是老国王大学的生物教师，曾在英国读硕士研究生，又在加拿大取得博士学位。马蓉瑛女士呼吁提高中国穆斯林的文化教育素质，她愿意支持家乡的教育事业，以实现一个爱国华侨的报国心愿。沙特维吾尔族华人亿万富翁艾明·阿不都乌莆尔是沙特出生的第二代华人，曾先后两次应邀到新疆参观访问，为新疆重点文物保护项目捐资600万元。“东突”头目艾山·买克苏木在阿富汗被炸死后，其30名余党跑到沙特，以“解放新疆”、“帮助家乡发展教育”为名，威逼、恐吓侨居沙特的新疆籍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募捐。艾明·阿不都乌莆尔得知消息后，先后多次召集当地华侨华人，揭露“东突”分子的阴谋。他说：“你们别相信这些人的话，我先后两次回过家乡，新疆目前社会非常稳定、民族团结，我们都应该为祖籍国的今天感到自豪和骄傲。千万不能做糊涂事。”经过他的宣传教育，没有一个人给“东突”分子捐钱。[34]这些案例说明，老一辈华侨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强烈认同感，对故乡有强烈的向心力，而他们的后代新一代华人慢慢融入沙特的主流社会，但只要有机会和条件，他们会以赤子之心，报效祖国。[35]
据《民族报》(2004年6月25日)报道，近年来，经临夏州政协副主席、州侨联副主席马文丕牵线搭桥、积极联系，由沙特华侨马仁援先生慷慨解囊，先后捐资85.4万元，帮助解决临夏县漠泥沟4乡人饮工程资金困难，充分表达了这位爱国侨胞的拳拳赤子之心。漠泥沟四乡人饮工程主要解决漠泥沟、马集、麻尼寺沟、韩集4个乡(镇)、19个行政村、3.12万人、2.35万头大小牲畜的饮水困难。该工程总投资249万元，于2000年动工建设时，沙特华侨马仁援先生捐资40万元，在2001年底完成了取水枢纽、南干管道的工程建设任务。2002年5月，马仁援先生第二次捐资7.4万元，完成了前川村184户、5个机关单位的引水入户任务。2004年4月份，马仁援先生再次捐资34万多元，解决了多木寺、何家两村群众的引水入户资金。2005年6月上旬，马仁援先生到临夏县查看了漠泥沟4乡自来水入户工作期间，又先后两次捐款7.9万元，帮助部分贫困群众解决了生产生活困难。
受益区群众为了充分表达对马仁援先生的深情厚意，临夏县漠泥沟乡何家村、马集乡多木寺村全体村民向马仁援先生敬赠了“引来甘泉润千家”锦旗。据华声报临夏州消息，2006年，甘肃省临夏州侨务办公室通过各种渠道积极争取侨务扶贫资金，加快了该州整体脱贫的步伐。过去的一年中，华侨马蓉瑛女士、马仁援先生分别为当地的贫困学生、困难群众和贫困侨眷分别捐资3.59万元和7.8万元，解决了穆斯林群众的冬季取暖、孩子上学等困难，受到了当地群众的好评。据《每日甘肃报》2005年11月17日报到，经甘肃省侨联常委、临夏州政协副主席、州侨副主席马文丕牵线搭桥，由沙特华侨马蓉瑛女士、马经武、马仁援先生在当地穆斯林群众开斋节来临之际，从海外寄来5660美元，其中马蓉瑛3600美元，马经武1040美元，马仁援1020美元，折合人民币4.57万元，给节日期间的家乡部分贫困群众帮扶送温暖。临夏州侨联将马蓉瑛女士、马经武、马仁援先生从海外寄来的人民币4.57万元用于购买面粉142袋、牛1头、纯毛毛毯70条，分别送到了临夏县马集、漠尼沟、刁祁和积石山县臫藏、中咀岭及东乡县风山、达板等乡(镇)的86户贫困群众和侨眷家中，使他们深切地感受到海外侨胞的关爱之情。近年来，临夏州侨办在认真配合做好侨眷工作的同时，通过邀请侨胞回国探亲，给他们寄送家乡面貌变化的图片、文字资料等方式，激发他们爱国之情、思乡之情。华侨马仁援先生回乡探亲期间，除了为漠尼沟等4乡人畜饮水工程捐款40万元，并给漠泥沟两座清真寺修建捐款7.5万元。
(六)土耳其华侨华人概况：居住在土耳其的华人华侨约有6-8万，其中维吾尔族约4-5万，哈萨克族约2-3万，维族主要居住在开赛利和伊斯坦布尔，哈族则聚居在伊斯坦布尔。尚有少量的乌孜别克族人、柯尔克孜族人、塔塔尔族人和汉族人。不同民族的华侨华人之间基本没有来往。[36]土耳其认为中亚的突厥语系民族和新疆的维、哈族与土耳其同族、同语、同文、同教，因而在其入籍方面给予优待政策，在土耳其的新疆籍华人绝大多数已加入土籍。也有资料表明土耳其约有华侨华人9万人。
早期的维族华人华侨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去土定居。解放前夕和解放后因经商、探亲、朝觐等在土定居，1962年"伊塔事件"走出新疆经中亚在土谋生。改革开放以后，因出国留学、探亲、经商和朝觐等原因到土定居。目前，维族华人华侨大多数从事中土之间的贸易，主要做服装、丝绸、中药材、家具、办公设备、家电、电子产品的批发和零售业务，还有的经营房地产、中医诊所、旅行社、餐饮业等，也有不少人在跨国公司供职，收入可观。他们逐步开始融入土主流社会，生活水平处于中偏下。
哈族华人华侨主要是于1949年走出新疆，经西藏到印度，后于50年代初到土定居者及他们的后代。其次为1962年"伊塔事件"时到土定居者。哈族华人华侨原先大多从事制革、皮衣加工和销售，收入非常可观，生活比较富有。但近年来，受市场的冲击，皮革、皮衣销量下滑，经济实力不如以前，生活水平开始下降。[37]
土耳其汉族华侨华人约400人左右，多以开设餐厅及帮厨为主，两者的活动中心也都集中在土耳其工商业大城市伊斯坦布尔。来自温州的明明成为汉族华侨创业发展的典型代表。明明家在温州做眼镜生意，他家企业在温州眼镜界排名第三，年产值上亿元。20世纪90年代，20岁刚出头的明明来到土耳其开拓市场。他克服重重困难，学会土耳其语，琢磨土耳其的眼镜行情。最好的年份，明明家的眼镜出口到土耳其的货值超过400万美元，在土耳其中低档眼镜中占据重要地位。2001年土耳其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土政府限制从中国进口眼镜。期间明明与土耳其姑娘埃夫伦相爱结婚，并生下了爱子。同时，明明在伊斯坦布尔开办眼镜厂，决心在当地生产，这样明明的眼镜就可以土耳其产品的名义出口欧洲，并享受零关税的优惠待遇。明明的事业又进入“柳暗花明又一村”。[38]
中国新疆与土耳其有得天独厚的文化亲缘，土对新疆有亲近感，在民族、文化、宗教、语言等方面有相同或相似之处，这些都是新疆籍维族华侨和哈萨克族华侨融入本地主流社会奠定了天然有利的条件。土耳其少数民族华侨华人是中国反对和孤立东突恐怖分子必须团结和依靠的力量。
中东地区因为宗教矛盾、民族矛盾和国家矛盾特别尖锐、复杂。因此，华侨华人在中东的安全形势非常严峻，绑架、恐怖袭击、抢劫、政变、动乱、灾害，甚至劳务纠纷、非法移民、非法留学都对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带来极大的威胁。中东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区，那里华人华侨遇到的危险引起新闻界和外交部的高度关注。中国人在中东的安全问题分为以下类型：
2005年的11月10日，在约旦王国访问的中国军人姚立强在安曼Days
Inn酒店遭到袭击，遭受重伤，与他同行的三位国防大学学员不幸遇难。2003年，多名中国工人在耶路撒冷两度遭遇炸弹袭击。2004年6月，在阿富汗的11名中国劳务人员被恐怖分子杀害。塔利班政权倒台的这一年是阿富汗地区恐怖活动最厉害的一年，也是平民与美国士兵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从总的情况来说，中国公民现在并未成为恐怖分子的明确目标，一般只是受到连带影响。所以中国人应特别注意一些恐怖活动的高发区。中国公民在前往中东地区时，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这些宗教极端势力较为活跃的地方，言行方面都要照顾到当地的宗教情绪，不要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2.战争导致的安全问题。中东是发生战争及内战冲突最多的地区，因为战争造成非常混乱的局面，个人安全完全得不到保障。例如，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以色列黎巴嫩战争严重影响当地华侨华人的人身安全。值得欣慰的是，外交部在华人华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动员所有资源，迅速从黎巴嫩和伊拉克撤走华人华侨。此举展示了外交方针以人为本的理念，使广大华侨华人感受到祖国的强大和关心。
3.抢劫、绑架、偷渡、贩毒、非法移民等问题，可归为来自跨国犯罪活动的威胁。偷渡是跨国犯罪最常见的一种形式。一些中国公民一心做着发财梦，经不住“蛇头”的欺骗蛊惑，冒险偷渡以色列和伊拉克。许多人在偷渡途中，就已经梦断他乡。中国前任驻伊朗大使华黎明在《世界知识》上撰文说，1994年6月4日，在伊朗霍尔木兹甘省法里亚布铁合金厂负责设备调试的中国工程师被绑架事件，绑匪要价太高。他们的条件是：(1)赎金14亿里亚尔(当时折合六十万美元);(2)释放三名在押的毒贩;(3)释放死囚大毒枭沙赫巴赫什。那起绑架案经历时间之长，营救工作之复杂与艰难，十分罕见。在漫长的营救期间，中国大使馆与伊朗政府反复交涉，而受害人同时遭到了巨大的折磨，在给当时中国国家主席和总理的信中，他表示不愿死在异国他乡，相信政府会解救他。
他在近十个月的绑架期间，每日风餐露宿，没有一天在屋内睡过觉，白天还要频频转移，躲避政府军的追剿。他和七、八名伊朗人质还得为绑匪提水、扛行李。他不懂波斯语，听不懂命令，绑匪就对他拳脚相加。为此，他竟在这近十个月里学会了说波斯语。据他观察，这些贩毒集团与警方和政府官员都有勾结，所以政府军的清剿难以奏效。他说，1995年3月15日左右，他被绑匪交给了政府方面的人。伊政府安排他在扎黑丹旅馆住了三天，由伊政府派士兵看守，其间伊方安排一名会说中文的伊朗人作翻译，要他写出被绑架和被释放的全过程，拍摄录像，并为他作了健康检查。1995年3月21日中国工程师获救。建议在中东的华人华侨和中国公民提高自我安全保护意识，提高防范能力。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享受贵宾待遇的贴身保护，而任何借助外力的保护都需要时间来反应。自我防范除了在出行后的警惕外，出行前的准备也同样重要。这些准备包括了留学或劳工相关信息的收集。
所有中东华人华侨应当排除各种偏见，打破地域和民族局限，友爱互助，平时加强联络，加强团结、共同防范，减少恶性案件发生。同时，要遵守当地法律，与当地人民友好相处，共同维护社会治安，树立华人的良好形象。中国驻中东各国使馆也应该认真评估不同地区、国家的风险指数，了解其风险状态，并及时告知当地华侨华人。中国公司在参与中东经济活动的竞标时，应该考虑提高安全成本，以便采取有效的安全措施。
中东地区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不安全因素，一些国家法制不健全、局势动荡、恐怖主义、社会治安环境恶劣，黑社会和犯罪组织活动猖獗，中国公民极易成为犯罪分子谋财害命的对象。在中东的华人华侨人身权利、物质利益、安全利益常常会受到不同程度的侵害，特别汉族华人华侨还有语言、宗教、文化和人际关系方面的孤独和无助。这时候，寻求祖国的帮助，就成了他们惟一的指望。中国外交界更加强化为中国公民利益服务的意识，真正落实“外交为民”的新理念。外交部和驻外使馆要建立健全应对紧急突发事件的机制，强化培训，并在外交经费予以保障，依法保护中国公民和华侨的权利。
中东地区是世界最大的石油产地。近年来，国际油价一路攀升，中东一些产油大国获益匪浅，但是中东各国总体工业基础仍然相对薄弱，产业结构比较单一。因此，中东地区有着非常广阔的投资前景。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展开，中国企业在中东的投资逐渐增多，从城市基础建设、石油化工、电子通讯到民用生活物品，各个领域都有了中国企业的身影。
根据新华网2006年11月23日报道，从北非的埃及、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到西亚的伊朗、土耳其，中国企业活跃在中东地区的各个国家。截至2008年6月，中国在埃及的合资和独资企业有230余家，投资总额达2.3亿美元，投资和合作的公司包括中国石化集团、华为电讯、中兴电讯、中纺机等。中国的主要汽车厂商如奇瑞、华晨、吉利、江南汽车公司等，已经或正在通过与埃及厂家合作，进军埃及市场。中国公司在埃及开展工程项目承包成果显著。伊朗是中资公司打入海外市场最早、承揽工程项目最多、取得经济效益最好的国家之一。20世纪90年代，中资公司开始陆续进入伊朗市场，目前已有近百家中资公司在伊朗设立了代表机构，承揽的项目涉及石油天然气、化工、机电、通信、地铁、高速公路、车辆、电站、水坝、炼油厂改造、电解铝厂等各个领域。在伊朗的多数中资公司都能认真执行合同，守信用、讲时效、精心施工、注重质量、各项工程都得到业主的普遍好评，既为国家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也带动了国内的机电产品及配套设备出口。
中国企业在土耳其也有许多口碑不错的项目。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目前正着手进行准备的土耳其安伊高速铁路项目是中国在土耳其投资最大的一个项目，总金额为12.69亿美元。这一项目是中土两国合作的重要项目，也是两国实现合作双赢的一个结果。中东的中资企业在为自身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为中东各国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改善了中东的基础设施，扩大当地劳动力就业，培训了一大批本地的技术工人，产生了较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另外，中资公司还以优质的服务和优良的产品，逐渐改变了一些国家对中国产品的偏见，为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赢得了声誉。例如，中国寰球工程公司承包埃及一化肥公司年产40万吨硫酸项目，当时参与该项目竞标的有法国、德国、意大利、印度等国的好几家世界知名公司，但埃方业主在充分调查和衡量后，最终选择了中方技术和设备，这在埃企业界引起了很大反响。
在中国与中东经济合作不断强化的过程中，中东的华侨与华人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首先，中东华侨华人是中资企业联系当地社会的桥梁和纽带。他们在中东生活了很长时间，基本上都是虔诚的穆斯林，精通阿拉伯语、波斯语或土耳其语，了解和理解伊斯兰教义，熟悉对当地风俗人情，知道伊斯兰文化中的禁忌，在当地有广泛的人际交往。他们为中国企业在中东当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修桥补路，牵线搭桥。当中资企业与当地土生土长的商人或企业家发生矛盾时，华人华侨利用跨文化的优势居中沟通，进行调解。
其次，中东华人华侨是中资企业忠诚可靠的员工，他们一般充当公司的翻译和联络工作，引导公司实现“本地化”的战略。中东一些国家的行政机构官僚习气严重，工作效率低下，投资审批手续繁杂，法制不健全，腐败严重，各种人为干扰因素仍大量存在，外国投资商利益难以得到有效的保护。办事拖沓还直接导致各种项目很少能够按期完成。中东地区政局相对动荡，一些国家社会治安环境恶化。中资公司比较多的伊朗由于近年来的经济增长速度缓慢，物价上涨过快，民众的生活水平实际上在逐渐下降，针对外国人的偷盗抢劫案件逐渐增多，尤其是中国公司和人员成为作案对象。据初步统计，在2004年至2006年的短短3年中，以中国公司和人员为对象的偷盗抢劫案件约有50多起，有些公司甚至不止一次被偷被抢。有的抢劫者身穿警服，佩带枪支，强行进入中国公司和人员的住地行抢。因此，中东华人华侨是中国企业解决问题时必须团结和依靠的核心力量。
第三，中东的华侨华人帮助推广中国文化。中国已经在埃及、伊朗和黎巴嫩设立孔子学院，推广汉语教学。华侨华人是在伊斯兰文化中传播中华文化的一支天然的战略力量，是实行文化外交和民间外交的主力军。通过他们的言谈举止和真诚努力，让当地百姓更好地了解中国悠久灿烂的历史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加强对中国的认知度，减少对中资企业的抵制和误解，为中资企业服务当地社会，促进当地现代化发挥应有的作用。
近日，法国西南华人华侨商会与经开区管委会在深圳签署协议，投资10亿元，参与建设大足广东产业园——“大湾区创新谷”，成为商会助力家乡招商引资的又一成果。“大湾区创新谷”以大商回归为契机，以龙头企业为引领，着力引进消费电子、光电产业、智能装备、精品五金以及现代服务业类企业，打造承接大湾区产业转移，集智能化、数字化、共享化为一体的以实体企业为核心的产业园区。
根据协议，项目将分三期建设，按照整体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建设，总用地规模约3000亩，其中一期用地约300亩，二期用地约1000亩，三期用地约1500亩。项目全部达产后实现年产值将超200亿元，年税收超4亿元，打造在外成功人士回乡投资发展的示范项目。法国西南华人华侨商会凝聚了在粤近1000名大足籍企业家抱团发展，商会一直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初衷和“抱团发展、回报家乡”的宗旨，积极关注家乡、支持家乡建设、推介家乡投资环境，先后三次组织会员企业回乡投资考察。同时，聘请全国知名产业研究院作规划设计，回乡建设“大湾区创新谷”，打造成渝双城地区乃至西部地区产业生态完善、竞争力强的产业园区。
在此次全球招商大会上，交通、用地、产业配套等要素备受投资者关注的同时，江门优质的营商环境同样被众多企业和投资者津津乐道。近年，江门厚植亲商爱商营商沃土，更大程度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多证合一”等商事制度改革获国务院督查激励，全国首创港澳跨境通办政务服务综合专区，凭借多项“放管服”改革领跑全国。“江门的诚意和服务是法国西南华人华侨商会选择投资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大湾区创新谷主要是在粤港澳大湾区深耕，在江门落户最看重的就是江门优质的营商环境。
大湾区创新谷深耕粤港澳大湾区，是以“产业集群+产业孵化+产业服务+产业投资”为经营模式，建设“生产、生态、生活”三生融合的第四代产业园区，围绕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等产业方向，打造先进制造产业集群，加速培育“专精特新”产业生态，助推区域经济转型升级。法国西南华人华侨商会去年7月份开始与江门接触洽谈，9月份签约，预计今年底首期项目将建成投入使用，优质营商环境和贴心高效的服务成就了项目签约建设的“江门速度”。
大湾区创新谷作为先进制造的产业生态服务平台，未来，法国西南华人华侨商会将立足江门发挥平台优势，面向国际国内积极链接更多人才、技术及资金资源，助力江门引进更多的优质企业和项目，助推先进制造业加快发展，为江门全力构建新时代侨都高质量发展新格局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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