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能抓人吗是哪里来的,城管能抓人吗和警察会称兄道第吗?很多人会自称城管能抓人吗经常敲小贩的杠子吗?

实名反对渤海小吏的回答,虽然我也是粉丝之一。首先搞明白一个问题:太子刘据在汉武帝的继承人里面是什么地位。汉武帝有四个儿子,太子刘据,燕王、昌邑王、汉昭帝刘弗陵。汉武帝对卫青说,再苦一苦百姓,骂名我来担;太子宽厚好仁,是合格的守成之主。以汉武帝的评价体系,太子的“合格”已然是超群,相对燕王和昌邑王,汉武帝对他们是不屑——也就是说不及格。从日后两人的遭遇来看,确实不是合格的君主;而汉昭帝,年龄实在是太小了,根本无法经受汉武帝的重托。所以,汉武帝的继承人只有一个选择——太子刘据,一切的人事安排都是围绕太子的,何况汉武帝最核心的班底是卫霍的人马。放你做汉武帝,你是愿意选择稳妥接班的太子,还是换上不靠谱的其他儿子?要知道,只要霍光的野心大一点,昭帝宣帝的能力差一点,王莽的故事将提前50年上演。此外,太子历来是“国本”,这是由于官僚们会在未来的帝国统治者身边提前下注,废掉太子就等于废掉一整套领导班子,但凡有点政治嗅觉的皇帝,都不会在这种环境下对刘据贸然下手,何况这是汉武帝。这也就导致了第二个问题,太子宽厚,汉武帝朝的酷吏们担心日后被清算,于是跟太子的班底产生冲突。酷吏们要自保的办法只有一个,换接班人。太子地位稳如泰山,靠常规手段是诋毁不了的,只能靠特殊手段。于是有了巫蛊之祸。围观整个事件本身,这一系列的政治阴谋都是从太子身边的亲属班底,比如公孙敖、卫青的长子、刘据的两个姐妹等人下手,逐步的逼近太子。这是一个反常的地方。如果你是汉武帝,一个在位50年,威望无与伦比的皇帝,要换个接班人需要这么小心翼翼,找漏洞把周围的官僚都拔掉么?他大可以罗列太子罪名,直接让太子落马,然后再把随从官员一网打尽,这才是皇帝的做法。我们来看300年后一个案例,我们最熟悉的《三国演义》:王允除掉董卓,要处理凉州军这个隐患,为首的是郭李张樊四人。其他人劝他说,处理首恶,交给一个亭长就够了,何必动用刀兵亲自上阵呢?王允不听劝,于是凉州军造反,吕布都挡不住,最后翻车了。看完这个例子,太子刘据的做法是不是变得很眼熟?这明显就是“王允行为”。有人步步为营,把太子逼反,最后将太子势力连根拔起,一网打尽。这样的行动,单纯酷吏是做不到的,实力相差太远。按照汉书的说法,以及后续的处理结果,还有若干年后《盐铁论》记载的争议,巫蛊之祸的幕后黑手有如下三个梯队:台面上:江充等酷吏台面下:李广利、刘屈氂,这两位是重量级潜在获利者:桑弘羊等人按汉书的说法,汉武帝是被蒙蔽的,但后来逐渐琢磨明白了——培养了几十年的班底一夜之间没了,汉武帝又不傻,慢慢就想明白了。这时候他的做法,第一是哀痛,尽量挽回损失,肃反扩大化停止。第二是追究李广利等人的责任,反过来把他们的班底一网打尽——这也侧面说明了昌邑王和燕王一行在汉武帝眼里是多么的不成器,人家宁可把平衡卫氏的势力给扬了,也不想扶你上马。(注:李广利是昌邑王的堂舅,刘屈氂是中山靖王的长子,中山靖王的封地在河北燕地,从这个肃反名单中看出,昌邑王和燕王的势力对太子是有想法的)全部扬了之后,汉武帝膝下只有刘弗陵一个儿子能接班了。于是有了轮台罪己诏。在罪己诏中,汉武帝自我检讨,并180度调转国策。后代的历史学家认为,汉武帝这个罪己诏虽然改变了基本国策,但说得言不由衷。这个问题也很好理解,罪己诏是汉武帝首创,用来改变基本国策的方向的。本来要是刘据顺利接班,他是不用发罪己诏打自己的脸的,由太子去改变国策就够了。但现在太子死了,昭帝年幼,为了防止自己几十年来竭泽而渔的政策变成日后的政治正确,日后无人能够改变驾驭,重返暴秦老路,汉武帝不得不捏着鼻子把这事办下来——这里也可以看出汉武帝是一位非常务实的政治家,绝对不是渤海小吏说的,为了自己的身后名把太子干掉。罪己诏两年后汉武帝去世,留下一套四人班底辅佐年幼的昭帝。这也是一个悲剧,本可避免如此被动的局面。改变国策的风波一直刮到盐铁论的时代,以桑弘羊的身死族灭而告终,从此汉朝再也没有汉武帝那样的剧烈扩张。汉书对这件事情的记载是比较公允和中肯的,但这个历史事件从来不缺历史发明家,表现自己是如何的与众不同。至于日后为什么宣帝不追谥太子一系,那是因为即位的时候,霍光将他的辈分抬高了一辈,成为昭帝的儿子,已经不再是刘据的世系了。汉武帝得了酷吏上瘾症。很多人总以为,酷吏很好用,君主可以靠酷吏稳固统治,用完后再当厕纸一丢,君主依然五讲四美,贤良淑德,黑锅都是酷吏的。其实这只是个理想状态,和现实操作大相径庭。因为君主和酷吏都不是机器人。酷吏也不是傻的,当然不想被君主抛弃。于是他们会想尽办法,在君主面前给自己揽生意,让君主离不开他们。怎么揽生意呢?向主政者贩卖焦虑。江充就是典型的“发挥了主观能动性”的酷吏。不要以为只有武将才会玩寇自重,文官一样会玩寇自重。酷吏(或是喜欢任用酷吏的文官)会夸大内外危机,反复提醒主政者“有人要害陛下”,或者列个名单XX录,XX碑,罗织大量的反对派来恐吓主政者。根本原因是,他们欠缺足够的理政能力来站稳脚跟,只能通过充当打手来显示忠诚,巩固地位,靠腥风血雨保住自己的权势。而主政者如果意志薄弱,或年老多疑,很容易上当受骗。于是对酷吏产生上瘾倾向,觉得自己千万不能离开酷吏,不然就要被朝中强大的反对派推翻,从而丢失权力。最后就对酷吏盲听盲信,甚至不惜见人就杀,搞大清洗。所以说,对于主政者而言,杀伐果断之人(哪怕能力再强)最好慎用,如果必须要用,一定不要长期用。虽然这种人用起来一时顺手,但潜在危害巨大。等最后他们恶贯满盈倒台了,固然人心称快,但实际上,已经对社会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伤害。用酷吏不难,戒掉酷吏才难。
实名反对渤海小吏的回答,虽然我也是粉丝之一。首先搞明白一个问题:太子刘据在汉武帝的继承人里面是什么地位。汉武帝有四个儿子,太子刘据,燕王、昌邑王、汉昭帝刘弗陵。汉武帝对卫青说,再苦一苦百姓,骂名我来担;太子宽厚好仁,是合格的守成之主。以汉武帝的评价体系,太子的“合格”已然是超群,相对燕王和昌邑王,汉武帝对他们是不屑——也就是说不及格。从日后两人的遭遇来看,确实不是合格的君主;而汉昭帝,年龄实在是太小了,根本无法经受汉武帝的重托。所以,汉武帝的继承人只有一个选择——太子刘据,一切的人事安排都是围绕太子的,何况汉武帝最核心的班底是卫霍的人马。放你做汉武帝,你是愿意选择稳妥接班的太子,还是换上不靠谱的其他儿子?要知道,只要霍光的野心大一点,昭帝宣帝的能力差一点,王莽的故事将提前50年上演。此外,太子历来是“国本”,这是由于官僚们会在未来的帝国统治者身边提前下注,废掉太子就等于废掉一整套领导班子,但凡有点政治嗅觉的皇帝,都不会在这种环境下对刘据贸然下手,何况这是汉武帝。这也就导致了第二个问题,太子宽厚,汉武帝朝的酷吏们担心日后被清算,于是跟太子的班底产生冲突。酷吏们要自保的办法只有一个,换接班人。太子地位稳如泰山,靠常规手段是诋毁不了的,只能靠特殊手段。于是有了巫蛊之祸。围观整个事件本身,这一系列的政治阴谋都是从太子身边的亲属班底,比如公孙敖、卫青的长子、刘据的两个姐妹等人下手,逐步的逼近太子。这是一个反常的地方。如果你是汉武帝,一个在位50年,威望无与伦比的皇帝,要换个接班人需要这么小心翼翼,找漏洞把周围的官僚都拔掉么?他大可以罗列太子罪名,直接让太子落马,然后再把随从官员一网打尽,这才是皇帝的做法。我们来看300年后一个案例,我们最熟悉的《三国演义》:王允除掉董卓,要处理凉州军这个隐患,为首的是郭李张樊四人。其他人劝他说,处理首恶,交给一个亭长就够了,何必动用刀兵亲自上阵呢?王允不听劝,于是凉州军造反,吕布都挡不住,最后翻车了。看完这个例子,太子刘据的做法是不是变得很眼熟?这明显就是“王允行为”。有人步步为营,把太子逼反,最后将太子势力连根拔起,一网打尽。这样的行动,单纯酷吏是做不到的,实力相差太远。按照汉书的说法,以及后续的处理结果,还有若干年后《盐铁论》记载的争议,巫蛊之祸的幕后黑手有如下三个梯队:台面上:江充等酷吏台面下:李广利、刘屈氂,这两位是重量级潜在获利者:桑弘羊等人按汉书的说法,汉武帝是被蒙蔽的,但后来逐渐琢磨明白了——培养了几十年的班底一夜之间没了,汉武帝又不傻,慢慢就想明白了。这时候他的做法,第一是哀痛,尽量挽回损失,肃反扩大化停止。第二是追究李广利等人的责任,反过来把他们的班底一网打尽——这也侧面说明了昌邑王和燕王一行在汉武帝眼里是多么的不成器,人家宁可把平衡卫氏的势力给扬了,也不想扶你上马。(注:李广利是昌邑王的堂舅,刘屈氂是中山靖王的长子,中山靖王的封地在河北燕地,从这个肃反名单中看出,昌邑王和燕王的势力对太子是有想法的)全部扬了之后,汉武帝膝下只有刘弗陵一个儿子能接班了。于是有了轮台罪己诏。在罪己诏中,汉武帝自我检讨,并180度调转国策。后代的历史学家认为,汉武帝这个罪己诏虽然改变了基本国策,但说得言不由衷。这个问题也很好理解,罪己诏是汉武帝首创,用来改变基本国策的方向的。本来要是刘据顺利接班,他是不用发罪己诏打自己的脸的,由太子去改变国策就够了。但现在太子死了,昭帝年幼,为了防止自己几十年来竭泽而渔的政策变成日后的政治正确,日后无人能够改变驾驭,重返暴秦老路,汉武帝不得不捏着鼻子把这事办下来——这里也可以看出汉武帝是一位非常务实的政治家,绝对不是渤海小吏说的,为了自己的身后名把太子干掉。罪己诏两年后汉武帝去世,留下一套四人班底辅佐年幼的昭帝。这也是一个悲剧,本可避免如此被动的局面。改变国策的风波一直刮到盐铁论的时代,以桑弘羊的身死族灭而告终,从此汉朝再也没有汉武帝那样的剧烈扩张。汉书对这件事情的记载是比较公允和中肯的,但这个历史事件从来不缺历史发明家,表现自己是如何的与众不同。至于日后为什么宣帝不追谥太子一系,那是因为即位的时候,霍光将他的辈分抬高了一辈,成为昭帝的儿子,已经不再是刘据的世系了。汉武帝得了酷吏上瘾症。很多人总以为,酷吏很好用,君主可以靠酷吏稳固统治,用完后再当厕纸一丢,君主依然五讲四美,贤良淑德,黑锅都是酷吏的。其实这只是个理想状态,和现实操作大相径庭。因为君主和酷吏都不是机器人。酷吏也不是傻的,当然不想被君主抛弃。于是他们会想尽办法,在君主面前给自己揽生意,让君主离不开他们。怎么揽生意呢?向主政者贩卖焦虑。江充就是典型的“发挥了主观能动性”的酷吏。不要以为只有武将才会玩寇自重,文官一样会玩寇自重。酷吏(或是喜欢任用酷吏的文官)会夸大内外危机,反复提醒主政者“有人要害陛下”,或者列个名单XX录,XX碑,罗织大量的反对派来恐吓主政者。根本原因是,他们欠缺足够的理政能力来站稳脚跟,只能通过充当打手来显示忠诚,巩固地位,靠腥风血雨保住自己的权势。而主政者如果意志薄弱,或年老多疑,很容易上当受骗。于是对酷吏产生上瘾倾向,觉得自己千万不能离开酷吏,不然就要被朝中强大的反对派推翻,从而丢失权力。最后就对酷吏盲听盲信,甚至不惜见人就杀,搞大清洗。所以说,对于主政者而言,杀伐果断之人(哪怕能力再强)最好慎用,如果必须要用,一定不要长期用。虽然这种人用起来一时顺手,但潜在危害巨大。等最后他们恶贯满盈倒台了,固然人心称快,但实际上,已经对社会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伤害。用酷吏不难,戒掉酷吏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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