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于浩 姜菁玲

　　5月6日的晚上十点，电脑上的线上会议迟迟没有结束，这让张翔有些烦躁。周五的夜晚、在家、身旁数米之外的PS5，种种因素看起来都和工作毫无关系。电脑里会议还在继续，但张翔已忍不住胡思乱想，“这个点儿了，我为什么还在聊工作？”

　　受疫情的影响，北京如朝阳、海淀、丰台等区都倡导起了居家办公。张翔所在的公司也不例外，尽管已经过了两周居家的日子，他依然无法适应这种工作与生活混在一起的节奏。

　　有着类似体验的职场人还有不少。工作时间可能被无限拉长也是居家办公被广为诟病的一点。但对于另一部分人而言，居家却意味着更舒适的办公环境和更多的个人时间。

　　与张翔不同，居家办公后的晓彤显得如鱼得水。省去通勤和职场社交的时间之后，她有了更多休息的时间。独自在家不会被琐事打扰，让她可以整理出大段时间用于专注于单项任务，工作效率反而有所提高。

　　手机、笔记本电脑以及腾讯会议等远程办公软件的普及，使得工作场景早已不仅仅局限于办公室内。早在2020年，微软、谷歌等科技企业已经开始推行远程居家办公。

　　2021年领英发布的《2021未来职场工作方式调研》报告显示，57%的受访者更倾向于混合办公模式，愿意全部时间在家工作的受访者则占到11%。但在疫情的非常态化状态下，由公司坐班向远程居家办公模式的突然转变，依然让人有些猝不及防。

　　“我需要工作和生活被区隔开”

　　在张翔位于北京的出租屋里，日常用来打游戏、休闲的桌子就摆在床的正前方。平时周末起床后只需一个起身，张翔就可以坐在这张桌子前。

　　居家办公的日子里，原本桌子上的游戏手机、手柄、iPad都被晾在一边，办公电脑“喧宾夺主”似的占了主位。“睁眼办公，闭眼睡觉”，他有些无奈地描述。

　　在互联网行业做产品经理的他时常需要和其他同事沟通工作细节。远程办公的环境下，一个接一个的线上会议替代了原先的线下讨论。翻开他的时间表，最忙的一天，从早11点到晚8点被满满当当地插入了各种主题的线上会议。

　　但即便是这样，张翔依然觉得自己很难像在公司那样全身心投入工作，家里的实在诱惑太多。“我的桌子就是用来吃喝玩乐的，让我在上面工作心里总是会有点抵触。”他直言，“总是想着这时候要拖拖地，那时候要洗洗衣服，要照看的事情很多。”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远程居家办公更加自由的工作模式是许多人所认可的未来工作方式。但现实情况是，办公室制度已经成为数十年来职场中最普遍的一种办公模式，突然的转变直接导致了员工时间、空间、心理边界的模糊，也让一些人产生了紧张和焦虑情绪。

　　沟通效率的降低是张翔不习惯远程居家办公的另一个原因。原本在公司只需要抱着电脑跑几个工位就能完成的沟通现在却只能通过办公软件去约时间，这让他有些疲惫。

　　在采访的当天，张翔原本需要和一位同事对接工作。两人从早上11点开始约时间，互相问“在吗”的对话一直持续到下午三点，才终于成功对接上，讨论完主题已经是下午四点。“我开始怀念起自己可以在工位上抓到某个人当面聊天的过程，在家真的很不爽。”他说。

　　对于晓彤而言，居家的办公环境并不是问题，能够用音响随意放音乐反而让她工作起来更加自在。而对针对“找不到人”的紧急场景，她会选择在项目群里直接@同事，“老板在群里会有一些隐形的压力。”

　　但她偶尔也会感到居家的日子有些枯燥，每天见到的人和环境都一样，挂念起公司的茶水间和同事偶尔聊起的八卦。“可能你不是参与者，但是你可以旁听，听见很多的新鲜事儿。”晓彤说。

　　桌子旁的PS5和小沙发曾经是张翔的“快乐小花园”，但最近因为需要处理工作他已经很少打开游戏。“对我来说，现在生活跟工作完全混到了一起，我还不能接受。”

　　在经过一段“自闭”的时间后，张翔现在也开始主动地调节自己，区隔开工作与生活的界限。他开始在晚饭后抽出时间下楼走走，时不时拿着滑板去小区滑两圈，给自己营造些下班的仪式感，等待着回公司办公的通知。

　　同样焦虑的管理者们

　　最近张翔和晓彤都感觉到，自己的上司好像和往常相比有些不一样了。原先管理风格较松散的上司近期在张翔的部门里拉起了打卡群，要求每天10点打卡；晓彤则明显感觉到上司开始更频繁地在工作群里关心下属，“可能是为了让团队有更强的归属感和凝聚力”。

　　以往熟悉的办公室管理模式和组织形式不再适用，取而代之的是腾讯会议和微信群里的“虚拟下属”，这对背负管理压力的上司们来说同样是新的挑战。线上打卡与问候等变化尚属合理，但在近期职场上也不乏一些争议性的做法。

　　5月份，在线教育公司尚德机构（NYSE：STG）被员工爆料称，尚德机构在员工居家办公期间，实现了严格的“监控措施”：每5分钟抓拍一次人脸，如果几次抓拍不到，就要扣除全部绩效，领导和HR也跟着扣钱，以至于“大家不敢去上厕所”。

　　除此之外，有网友称，居家办公期间，公司规定工作时间员工不得外出，并启动了“纪委”组织对员工的GPS定位进行随时随地抽查；还有公司规定如果收到人力资源部发出的抽查短信，在十分钟内未回复，则将算作缺勤。

　　办公模式骤然变化的挑战，让部分管理者的不安全感大大提升，他们失去了对员工的监察，无法知道员工是否认真工作。这些管理者希望尽一切手段，至少实现和在办公室一样，对员工的“在岗”“产出”进行控制和了解。

　　尽管不少人认为该“摸鱼”的人即使在办公室也会“摸鱼”，但与远程办公模式相比，办公室模式至少能控制的是员工的在岗时间，管理者能够随时看到“在工作”的员工，也能够更加直接快速地与员工进行沟通。

　　来自Gartner的一项调研数据表明，在2020年和2021年之间，用监控工具追踪员工的大公司数量翻了一番，达到了60%。有些公司则增加会议和电子邮件的数量，用另外一种方式追踪员工在做什么。

　　“步步紧逼”式的线上监管在效果上有时反而适得其反。一位互联网大厂员工向界面新闻吐槽，自疫情以来，自己所在的小组的汇报周期从周变成了天。“每天10点晨会，说自己的工作计划，晚上8点总结，汇报自己的产出。”这种按日汇报的模式让他感到窒息。

　　远程办公会是未来的工作方式吗？

　　在一个理想的远程办公场景下，管理者与员工之间应当充满信任，双方尊重契约精神。管理者更加目标导向而非过程导向，可以妥善处理自己的控制欲和不安全感；员工则更加自由而自驱，实现生活与工作的平衡。

　　家住上海的靖雯的经历似乎是这一新职场模式更好的落地案例。自从3月末之后，她就一直处于被封控在家的状态。经历过抢菜潮和循环往复的核酸检测之后，她有种“自己的时间停滞了”的错觉。

　　“一直在家所处的环境一成不变，甚至这周的菜单和上周可能都是差不多的。”这让她产生了些许恐慌。第一个月，为了逃避负面情绪，她又重刷了一遍甄嬛传。在这种状态下，工作似乎成了一种日常生活中的“救赎”。

　　因为靖雯所在的创业公司主要经营线上业务，所以工作上的沟通交流一直以线上的形式进行。项目一直在向前推进，这给了靖雯一种“生活仍在继续”的情感支撑。疫情出现后，公司也表现出极大的理解与信任，全面线上办公的同时还发放了补贴，部门内的同事也时常通过会议软件拉起闲聊群，营造出大家仍在一起办公的氛围。

　　没有了眼神和肢体动作层面的交流，线上会议难免会有一些尴尬时刻。“在腾讯会议里面沉默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她笑称，“所以现在我们开线上会议都是放BGM的，主持人做DJ，大家都可以点歌。”

　　借着这一机会，她和同事们还尝试起了如Gather等新型虚拟会议室，办公之余在里面赛车、打德州扑克。这些都在封控期间给了靖雯一些精神上的抚慰。

　　沟通效率的问题依然存在。尽管Gather上提供了“坐下”和“离开桌子”的状态提示，但仍然无法让人能第一时间找到沟通对象。因此，在靖雯所在的公司里形成了一条默认的规则——早11点之前和晚七点之后都不去私戳别人，所有沟通都务必在这一时间内完成。

　　表面上看，管理者与员工能否达成工作上的信任与默契是远程办公的基础，管理风格松散、层级制度不明显的创业公司似乎更容易达成这一条件。而细细探究，双方的矛盾根源其实在于公司管理模式与远程办公制度的不匹配。

　　靖雯的公司重点关注青年文化，管理层对新模式的接受程度更高；晓彤长期对接国际化客户，因为时差的原因部门内同事也大多习惯了灵活的工作节奏。

　　远程办公之父Jack Nilles 曾说过：我很早就意识到，技术并不是接受远程办公的限制因素。组织和管理的文化变革对在家办公的接受率更重要。一个能够适应远程办公的公司文化，包括但不限于更合适的沟通流程、汇报节奏、管理风格，而这些是当下突如其来迎来“远程办公”的许多公司需要补课的部分。

　　正如如电影《办公空间》里曾提到过的一句台词，人被生下来，并不是为了待在狭小的隔间内，对着计算机屏幕坐上一天又一天的。当公司文化足够适应远程办公，当下员工在远程办公模式下的消耗会不断减少，到那时，远程办公真正的潜力或许才能真正被激发。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张翔、晓彤、靖雯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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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我之前在KTV上班 因为疫情得原因 工资没发 后来在家吃不起饭了 花呗还欠着款 手机分期也还不上 没办法就就近找了个工作做着 刚做没几天疫情结束 但公司说我这种走了的拿不到工资 一分没有 看在熟人的份上叫我2021年之前回去上班之前的前可以拿 不回去就没有 但是我现在急用钱 因为这个事情我的款没还上已经影响了我的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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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不可抗力无法如约出境游　旅游合同能解除吗？　　法院：旅行社应按公平公正原则退还部分费用
　　本报讯（记者韦薇 通讯员李婧源）市民邱先生、潘女士报名参加旅游团后，旅行社为两人办理了签证及护照。但之后由于新冠疫情原因，两人未能如约出行。那么，邱先生、潘女士能否要求与旅行社解除旅游合同？旅行社需要退还全部费用吗？近日，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旅游合同纠纷案件。
　　2019年10月6日，邱先生、潘女士通过微信向南宁某旅行社报名参加加拿大旅游团，并于当日向该旅行社微信转账支付了6000元相关费用。同年10月11日，该旅行社工作人员向案外人某公司转账支付4000元，用于代邱先生、潘女士办理签证。不过，签证办理成功后，由于疫情原因，邱先生、潘女士未能出行。
　　邱先生、潘女士遂与南宁某旅行社交涉退签证费事宜，南宁某旅行社客服在微信上称签证费为1143元。2021年5月8日，案外人某公司向该旅行社工作人员退款1200元。后邱先生、潘女士以南宁某旅行社未退还签证费用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合同、返还护照及退还定金6000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邱先生、潘女士与南宁某旅行社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双方通过微信达成提供旅游服务的合意，后邱先生、潘女士已向南宁某旅行社支付6000元，双方已形成事实上的服务合同法律关系。受疫情影响，邱先生、潘女士报名的旅游团未能成行，其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故邱先生、潘女士要求解除与南宁某旅行社的旅游服务合同关系，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
　　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南宁某旅行社应将剩余的服务费退还邱先生、潘女士。现双方对旅行社已代邱先生、潘女士办理了签证的事实无异议，但对应退回的签证费用产生争议。根据双方最近的协商记录，以及考虑到南宁某旅行社为履行合同确实提供了服务，且合同解除并非该旅行社之缘故，法院酌定签证费用为1400元/人，故该旅行社应向邱先生、潘女士退还的费用为3200元。对于护照返还问题，因被告无异议，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仔细查阅案卷，了解到邱先生、潘女士预定的出行时间恰是疫情暴发之时，故南宁某旅行社无法如约履行合同属不可抗力，系不能归责于其的客观原因。而南宁某旅行社确为邱先生、潘女士办理了签证，提供了服务，如判令南宁某旅行社全部退还费用，则对南宁某旅行社明显不公，故应根据公平公正的原则酌情对退还费用进行调整。 

　　员工因手机故障未领“复工红包”　被公司“自动离职”？
　　法院：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要赔偿7万多元
　　本报讯（记者陆增安 通讯员路纳 赵苑彤）公司以群发“复工红包”的方式通知返岗，员工因手机故障未接受“复工红包”，竟在毫不知情的状况下被“自动离职”了？近日，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理了一起疫情期间因复工消息传达不到位而导致劳动者无法按时返岗，用人单位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引发的纠纷案件。
　　杨某某自2008年进入南宁某公司工作。2020年春节假期刚过不久，该公司在微信工作群内发出红包，并通知员工于3月1日正常上班。群里大部分员工领取了红包并回复“收到”，但杨某某因手机落水受损并未收到相关信息。再加上疫情管控严格，杨某某当时无法出入其所居住的村屯，其间一直没收到公司任何通知。后来，他从其他途径得知复工消息，赶到公司时却被告知已按其自动离职处理。
　　2020年7月14日，杨某某向南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争议仲裁。仲裁裁决送达后，该公司对双方劳动关系的解除时间及解除事由存在异议，向法院提起上诉。
　　法院经审理认为，在本案中，该公司仅在微信工作群中发出复工通知，对未能收悉的员工并未通过其他任何方式予以进一步通知，有违用人单位管理者责任。在疫情防控期间，特殊情况更应特殊对待，用人单位因此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和管理职责，但其对未能通知到位的情况放任不管，确实存在过错。
　　而且在劳动关系解除后，该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并未依法向劳动者出具解除劳动关系的书面文件。综上所述，该公司作为用人单位主张解除劳动关系而未能举证证明存在法定事由的，系属违法解除劳动关系。
　　最终，法院确认杨某某与某公司自2008年5月12日至2020年3月2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及第八十七条之规定，判决该公司向杨某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70030.8元。
　　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暴发与长期存续，对劳动关系双方都产生了程度不等的影响。在此情形下，部分劳动用工关系出现“时用时停”的新特点。基于严格遵循疫情防控政策的要求，不论是用人单位还是劳动者，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权利义务都发生着变化，双方对此都需给予足够的注意。和谐劳动关系的建立和维护，需要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双向努力。在疫情防控逐渐常态化的当下，基于种种原因，无法正常提供劳动的情况随时可能会发生，在此种新态势之下，劳动关系双方都应保持积极有效的沟通，避免发生类似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