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是指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这是一部政党史，也是一部特殊的历史。它研究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为执政党的历史。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党史经典故事的文章18篇 ,欢迎品鉴！

　　 那是1934年的一个冬天，寒风呼啸、大雪满天飞舞，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晚上，长兴村新田埂组的村民黄存中的几个孩子早已入睡。他们夫妻俩还在磨着杂粮，为着明天的生计操劳着。忽然屋外的大黄狗狂吠起来，“这条狗是看到了什么东西吧？”黄存中妻子念叨着，接着“哒-哒-哒”传来三下不紧不慢的扣门声，黄存中妻子紧张的把手里的勺子一扔，赶紧躲到丈夫身后，颤抖的说：“这么晚了谁敲门啊？”黄存中毕竟是个男人，而且经常独自进山打猎，练就了一身胆，走到门口随手拿了一根粗木棍，低沉的问道：“谁？！”“老乡，麻烦你开门，我不是坏人，是红军，掉队了。”红军？！前段时间确实有一支红军队伍从这里经过，纪律严明，睡觉时全部睡在路边，很多群众根本就不知道路过一支大队伍，只是好奇第二天，外出的羊肠小道两旁的杂草一夜之间忽然被踩得平平整整，成了一条大道一直向沙洲方向延伸。黄存中也是晚上去给牛喂稻草时才发现路边黑压压的躺了很多人，他当时还纳闷，这么多人躺在离家5、6米之远的地方，家中的狗居然没叫？这些人个个对他态度和蔼，“老乡，没有吓坏你吧？”一个领导模样的人和蔼的和他搭话。“没事，你们是什么人？这么冷为什么不进屋去睡？这是要干嘛？”黄存中问道。“老乡，我们是红军，是毛主席领导的队伍，专门为穷苦百姓打天下，所以我们不会去打扰老百姓的”。黄存中把这支部队和那些横行乡里的白狗子一比较，确实不一样。于是心里瞬间对这支红军队伍充满了好感。所以今晚一听见对方说是红军，黄存中心中的防备便消除了一大半，把手里的粗木棍一扔，赶紧把门打开，一阵凛冽的寒风夹杂着雨雪扑面而来，借着摇曳火把的微光中看见一张瘦黄的脸，“老乡，我是红军，由于受伤而掉队了，现在伤还未痊愈，我就来追赶大部队，路过此地，天色太晚，雾气太大，恐怕迷路，特来借宿一晚”。

　　  听到这话，黄存中却犹豫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有8个孩子，却只有三间狭窄的茅草房，平常都是挤得满满的，现在又来个成年人，确实无房可住啊。看到黄存中犹豫不决，这位红军仿佛知道他的难言之隐，说，无妨，只要能遮风避雨，牛圈也行。一听这话，黄存中心里的不安马上放下了，赶紧让妻子张罗熬粥。在妻子熬粥的时候，红军主动和他拉起了家常。黄存中也借机打量起这位红军战士来，只见他穿一件藏蓝色大衣，瘦骨嶙峋，脸色蜡黄，不知是受伤所致还是营养不良，但一双深邃的眼睛让整个人显得干练精神。黄存中原本想关心一下他的受伤情况，但一说这个话题，红军战士就会巧妙的避开，因此黄存中也不便再追问。喝完粥后，已是深夜，黄存中和红军战士一同睡在牛圈里。来到牛圈，黄存中边铺干草边说道，由于家里穷，没有棉被，只好用干草当棉被御寒了。红军战士也没有多说便躺下了，可能是身体还未完全复原，或者的确很累了，很快就睡着了。黄存中也渐渐入梦，梦里感觉有人给他盖被子，他用手一摸，猛然一惊，身上真的有被子？原来，红军战士把自己的军大衣脱下来和黄存中一起当做被子盖。黄存中心里一阵感激：多好的队伍！多好的红军！就这样暖意满身直到黎明。

　　   天刚露鱼肚白，红军战士就起来了，黄存中也醒了，红军战士握着他的手，深表感谢，准备出发继续追赶大部队。这时黄存中妻子拿来几个窝窝头，给红军战士当早餐吃。红军战士接过窝窝头，沉思了片刻，把身上的军大衣脱下来递给黄存中，说到：老乡，我们现在确实日子不好过，但是你放心，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穷苦百姓一定会过上幸福生活的！这件衣服你留着给孩子们过冬。黄存中夫妻说什么也不肯要，因为天亮了，可以清楚的看到红军战士脱掉军大衣后那补丁累累、单薄的衣服。可是红军战士态度坚决，把大衣往黄存中怀中一放转身就走，消失在黎明前的夜色里。黄存中夫妇呆呆的望着红军离开的方向，久久未能反应过来，直到寒风让他们打了个激灵，才猛然想起，还不知对方姓啥名啥。

　　   这件大衣就这样在黄存中家里留下了。他一直告诫子孙后代，这么好的红军、这么好的队伍，一定要妥善保管好这件大衣，不能有任何损坏。这件大衣从红军走后的第二天就被保存起来了，即使在当时那么一穷二白的年代和解放后自然灾害那么严重的时间里，都未曾拿出来使用过。这件大衣作为黄家的传家宝被一代代传承下来，一并传承的还有它背后感人的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喝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每当听到这句耳熟能详的话，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起瑞金的那口红井。那甘甜清澈的井水哟，至今源远流长，沁人心脾。其实与一代伟人毛泽东息息相关的还有两口井，同样恩泽一方，口口相传。

　　距江西永新县城39公里的三湾村，仅有一口小小的水井，水深不过两尺，供全村人畜饮用，要是遇上干旱天，村民们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挑水。

　　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1927年9月29日，秋收起义前委书记毛泽东从文家市转兵后，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开进了三湾村，住在协盛和杂货铺，开始着手总结秋收起义失败的教训，酝酿策划部队下一步的发展大计。

　　第二天上午，毛泽东在路上踱步思考问题时，恰巧看见伙夫挑水走过，发现桶里的水浑浊不堪，随即到井边看个究竟。只见井小人多，泉水刚流出来就被人舀走了，部队驻扎在此用水将更加困难。

　　“饮水问题是大事，我们不能影响群众的生活，要及时予以解决。”正筹划起义部队下步发展方向的毛泽东，对这样的小事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傍晚时分，飞鸟归林，霞光四射，他带领几个战士从当地老百姓家里借来锄头、铁锹，带头卷起衣袖和裤脚，跳下井里清理淤泥，还对井进行了加深拓宽。考虑到部队人多，用水需求大，他又带领战士紧挨着老井挖了一口新井。为优先保证当地村民的用水需求，毛泽东让战士们在两口井中间用砖头石块砌了一堵墙，规定部队只能饮用右边的井水，左边的井水留给老百姓用。

　　这两口井紧靠山脚，为了防止山上的污水和杂物流进井中，毛泽东第二天又带人用砖头和石块在两口井的周围砌了堵墙。后来村民们称之为“红双井”。这两口井每天汩汩地冒出清澈甘甜的泉水，祖辈缺水的难题彻底解决了，村民们乐得合不拢嘴，对毛泽东和红军更是敬佩和感激，热情捐款捐粮，为部队带路送情报。

　　就是在这小山村水井不远处，34岁的毛泽东气宇轩昂地站在会师坪的青石台阶上挥动巨手，以叱咤风云的雄才伟略，将秋收起义的部队由师整编为团，首次提出支部和士兵委员会建在连上，营、团设立党委，班、排建立党小组，这就是我军著名的“三湾改编”。

　　如今，90多年过去了，“红双井”的水质依然清澈，不同的是当年的鹅卵石围墙已经换成了水泥围墙。这两口井也按一比一的比例，搬进了“三湾改编纪念馆”。每天馆中的讲解员都向南来北往的游人介绍这井的来历，讲述毛泽东领导的军队当年为群众办实事的感人故事。

　　白霜如雪，寒气逼人。1932年10月，因受到“左”倾错误领导的打击，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的毛泽东策马简从，翻山越岭，来到福建长汀疗养，住在汀州福音医院。这一住就三四个月，他这是第7次到长汀了，也是在此停留最久的一次。

　　福音医院建在风景秀丽的卧龙山脚下，山腰有口年代久远的水井，毛泽东每天早上都和周围群众一起到老井里取水洗脸、洗衣服。当发现这口老井因长年没有清洗、水浑浊不堪时，刚刚被撤掉职务的毛泽东，并没有为革职的事而郁郁寡欢，而是依然心忧百姓生活，关心群众疾苦。当天，他就带着警卫员下井掏污泥，清除青苔，把这口老井清洗得干干净净，周边的杂草也割掉了，令老井焕然一新，群众取名为红井。

　　水清井净，山下来打水和洗衣的群众越来越多，毛泽东常在老古井旁和群众聊天，了解社情民意。他在社会调查中发现汀州苏维埃政府只注重扩大红军，而忽略了群众的生活疾苦等问题，便不顾身体有病，在福音医院休养所的卧室里，秉灯夜书，起草了著名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大会期间，毛泽东主席特意向时任福建书记叶飞打听，汀州老古井现在还有没有水?叶飞询问了长汀县政府后，回复毛泽东：长汀老古井不但有水，而且周围群众还在使用这口井。毛泽东听后欣慰地笑了。

　　井知人意，亦有灵性。岁月年轮走过80多年，这口水井今天依然清澈见底，附近的群众尽管早已用上了自来水，但每天仍有人来此挑水洗衣。

　　1933年4月，临时中央政府从瑞金叶坪迁来沙洲坝。住在农民家的毛泽东正处在一生最落寞压抑时期，信息闭塞，大事管不了，他却做了一件“小事”，让当地群众至今都记得他。

　　毛泽东在和村民聊天中得知，沙洲坝人一直都在饮用涝坝污水，既难以下口，又不卫生。问他们为何不挖口井，皆摇头不语。“沙洲坝，沙洲坝，无水洗手帕，三天无雨地开岔，天一下雨土搬家。”原来干旱的沙洲坝，被风水先生说成是条旱龙，不能打井，如果打坏了龙脉，十邻八乡都要遭殃。天生不信邪的毛泽东不相信沙洲坝挖不出水，决计给村民挖一口井，解决村里这个老大难问题。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当年从韶山冲走出的毛泽东，有着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挖井的地点是他自己选的。这天东方刚露鱼肚白，毛泽东领着警卫员来到驻地前的一块空地上，先用锄头刨了一个圈，定下了井位，接着便抡起锄头挖起来。他让警卫员通知驻地机关的同志一起前来挖井。毛泽东一边挖井，一边乐呵呵地对大家说：“听说有的乡亲迷信风水，不敢打井，怕得罪旱龙爷，坏了屋场害了人。可我不怕，如果旱龙爷怪罪下来，让它来找我好了!”一席话逗得大伙都乐了起来。几天后真的挖出了水，一股泉水悄然涌出。大家高兴地下到井底，铺上一层薄薄的石子、石灰和木炭，让水变得更加清澈，一口直径85厘米、深约5米的水井就这样挖成了。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红井。小小一口井，贮满清泉，也贮满共产党一心为民的深情厚意。

　　“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陂新田打胜仗……”毛泽东帮助挖好这口井后的第二年，便跟随红军长征了，他的革命生涯也更加跌宕起伏、波澜壮阔……

　　红军撤出瑞金后，国民党反动派几次把井填掉，群众一次又一次把井挖开，每天依然喝着这井里的水。亲人不在了，红军远走了，然而井还在，井里的水依然清澈、甘甜、旺盛，喝井水的人依然挂念着挖井的人。

　　直到1956年，作为党和国家领袖的毛泽东，派中央慰问团来瑞金慰问，当时的沙洲坝人为了迎接慰问团的到来，对毛泽东当年挖的这口井稍微做了修整，在边上立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这个故事后来收到小学课本里，亿万少年儿童通过《红井》这篇课文，深切地感受到了伟大领袖爱人民的浓浓深情。

　　如今，红井享誉海内外，成为人们向往仰慕的神圣之地。“红井水哟，甜又清……”一曲《红井水》唱遍了大江南北。甘甜的红井水，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儿女。这一口口红井是一座座桥，党和红军与群众血肉相连;这一口口红井是面明镜，映照出了党和红军与群众心心相印的优良作风;这一口口红井涌出的并非普通的泉水，而是共产党人为百姓挖的幸福之水。

　　、刘少奇从小就喜欢读书，由于他在家里排行老九，所以左邻右舍都称他“刘九书柜”。早年求学期间，曾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和莫斯科东方大学与刘少奇两度同窗的萧劲光回忆说“到了东方大学后，少奇同志一心扑在学习和工作上，他几乎没有个人爱好，从不闲聊天，也不随便上街。我们不住在一起，但看到他的时候，多是在学习俄文、阅读《共产党宣言》、思考着中国革命问题。”从苏联回国后，尽管他长期斗争在白色恐怖下或是炮火连天的烽火前线，对于读书学习他一刻也不放松，他有句名言“没有文化，就搞不好革命工作。”1939年底，正值抗日战争处于非常艰难的时期，一次新四军支队司令张爱萍去看望刘少奇，当时已是深夜一点多钟，他进屋一看，刘少奇正在微弱的烛光下专心致志地读书，顺眼望去，“书页上画了好些红的蓝的圈圈点点，有的上面还批了字”。即便是病休期间，刘少奇也不放松学习读书。有一次，刘少奇因病到杭州休假，他觉得这正是读书的好机会，于是在从北京动身时，就把厚厚的几本范文澜著的《中国通史简编》塞进了行李包。刘少奇对风景如画的西子湖畔没什么兴趣，整天在屋里埋头攻读。他的“坐功”是有名的，有时坐着读书，可以一连几个小时动也不动，进入一种陶醉、忘我的境界。休假结束时，几大本的《中国通史简编》读完了。以这种“蚂蚁啃骨头”的精神来读书，是刘少奇终身坚持的一种生活状态。

　　毛泽东一生热爱山水，工作之余，登山是他的一大爱好。拐杖，成为他晚年登山必不可少的用品。他对拐杖没有什么讲究，不管木制的还是竹制的，只要合用就行。在众多拐杖中，他特别喜欢一根竹拐杖，这根拐杖来自杭州丁家山。

　　毛泽东喜欢杭州，称杭州为第二故乡，生前先后40多次来杭州。20世纪60年代初，有一次毛泽东登丁家山，上山前，随行人员没有带拐杖，就到附近农家砍了一根竹子，简单处理了一下，当作拐杖，毛泽东就拄着这根散发着清新竹香的拐杖上山。途中，他仿佛想起了什么，突然停住了，郑重地问工作人员：“这根竹子有没有付钱?”工作人员回答说：“老乡本来不收钱，但我们还是付了。”毛泽东很高兴，赞扬工作人员做得对。毛泽东对这根拐杖喜爱有加，上山后吩咐工作人员不要丢掉，要带回北京去。

　　后来，无论是在中南海散步，还是外出视察，毛泽东一直使用这根未经雕琢的拐杖。作为国家领导人，也曾有人给毛泽东送精致的拐杖，但是他却从不留用。对于从野外带回来的这根竹拐杖，他却敝帚自珍，视为珍宝。

　　有一年，毛泽东在湖南长沙考察，随身带着的就是在杭州丁家山上用过的竹拐杖。其间，越南主席胡志明来中国访问，到长沙拜见毛泽东。毛泽东与胡志明交情很深，两人相见甚欢。有一天散步时，胡志明突然向毛泽东提出交换拐杖，以资纪念。毛泽东看了看胡志明手中精致的拐杖，扬起自己手中的竹拐杖，风趣地说：“就这根打狗棍跟你换?换不得，你的太漂亮了。”胡志明拗不过毛泽东，只好带着遗憾回去了。

　　生活作风绝不仅仅是一己的好恶问题，还是一个人精神境界、精神品格的具体反映。生活俭朴是毛泽东的一贯本色，他不太注重物质享受，一向严格要求自己，拒奢侈崇俭朴。他的拐杖就是最好的说明。

　　毛泽东喜欢拐杖，宁可拄杖徒步，也不愿坐担架，更不愿坐轿子。

　　1947年3月，胡宗南重兵进逼延安，毛泽东率中央机关部分人员离开延安转战陕北。其时，他肺炎初愈，身体虚弱。卫士们考虑到他行军困难，为他准备了一副担架，可他坚决不坐，非与大家一起徒步行军。毛泽东不坐担架，这让大家很伤脑筋。警卫员孙振国找了根柳木棍，送给毛泽东说：“您就用这根柳木棍做拐杖吧，这样走起路来也许会省力一些。”毛泽东拄着木棍，试走了几步，很是满意。此后毛泽东就拄着这根木棍转战陕北。

　　晚年，毛泽东的登山爱好没有改变，但他有一个原则即上山不坐轿。有一次，毛泽东邀张治中同乘专列外出考察。火车到了安徽，张治中建议毛泽东上黄山看一看，毛泽东心有所动，但是，当他得知不能开车上山，只能坐轿登山时，就毅然放弃了，“那我就不去了，我不坐轿”。

　　很多人对毛泽东不坐担架、不坐轿子感到不解，对此，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解释说：“坐轿是骑在劳动人民头上。我毛泽东不能坐!”

　　作为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他比谁都更有权力和条件要求好的物质享受，可他从来不搞特殊化。宁愿拄杖徒步，也不坐轿子，正是他公仆本色的体现。“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勤务员，当主席也不能比别人特殊，也不能脱离人民群众!”所谓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毛主席之所以被人民爱戴和怀念，原因也在于此。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如何使广大党员谨守朴素的生活作风，追求健康向上的生活情趣，牢记人民公仆的本色，保持与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关系到党的建设的重大命题。对此，也许可以从毛泽东的拐杖中得到一些启示吧!

　　党史中的小故事：彭德怀开解下属

　　夏纳是抗大总校的学生，后被分配到八路军总部作战科当参谋，但他对分配给他的工作有点意见，心里不大痛快。彭德怀知道这一情况后，决定亲自找他谈一谈。

　　一天，彭德怀来到夏纳的住处，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说：“你就是夏纳同志吗?我叫彭德怀。”一听是彭德怀，夏纳顿时紧张起来。彭德怀看到他这个样子，温和地笑笑，尽量把神态放得随意一些，说：“听说你是从抗大总校来的，我们很欢迎。咱们这里真正有文化的人不多，很需要像你这样的知识分子前来工作。可是，据说让你到作战科你不很满意，是吗?”夏纳局促地说：“我学的专业是工程技术，没有专门学过军事知识，我怕到作战科完成不好任务。”

　　“是呀，”彭德怀深有感触地说，“按照你所学的知识，本该让你去搞工程才对。但是，现在的形势不允许我们这样安排，我们正在打仗。根据地里又没有什么工程可搞，要搞也只能等到抗战胜利才行。眼下，摆在我们面前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跟日本帝国主义打仗。特别是作战科，很需要一些有文化的同志去加强工作。为了对付日本鬼子，暂时只好让知识服从抗战，你说是不是?”

　　听了彭德怀这番话，夏纳思想上的疙瘩解开了。彭德怀趁热打铁，继续开导他说：“其实，什么知识也是从实际工作中学来的。别以为军事这门学问高不可攀，实际上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肯学习多动脑子，许多科学知识也都是可以学习到的。到那时，你就会觉得学习军事，指挥打仗，还真有意思多了。”

　　一天，彭德怀在作战科看到夏纳写的一篇题为《论敌人的“铁壁合围”战术》的文章，便坐下来认真地阅读起来。原来，这年夏天，日本侵略军为了一口吃掉抗日力量，对华北根据地施行了残酷的“铁壁合围”，后来，在八路军前方总部的指挥下，经过广大军民的同心协力，奋勇抗敌，最终粉碎了敌人的“铁壁合围”。夏纳亲自参加了两次反“扫荡”的激烈战斗，便琢磨研究一番，写出了这篇论文。

　　彭德怀看完文章后，说：“小夏，你这样做是很对的。出真知。一个青年应该好好研究点实际问题，尤其是敌人使用的那些战术，非常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不过，你写的这篇文章还存在某些片面性。你只从表面上说了一下敌人战术上的一些形式，没有从本质上明确指出敌人‘铁壁合围’战术的特点和弱点。如果能够就如何打破‘铁壁合围’战术做进一步的研究，这篇文章就会生动有力，有理有据，说得让人心服口服，产生一定的教育意义。”

　　彭德怀又说：“另外，文章的题目也有点大，不够贴切。”说罢，他摸出钢笔，在原标题上边端端正正地写下了“关于‘铁壁合围’战术的研究”几个大字。彭德怀走后，夏纳从实际工作和实战中学习研究军事知识的劲头就更大了，将那篇文章做了认真修改，又拿给彭德怀过目。不久，这篇文章就在八路军总部创办的《前线》杂志上发表了。

　　1956年，杨明松刚刚接任贺炳炎的警卫员。前任警卫员交接时告知，司令员有四个子女在成都军区八一小学寄读，每个星期六下午要接司令员子女回家度假。杨松明想，八一小学距军区大院有7里多路，难不成接几个娃娃还要去挤公共汽车杨明松于是自作主张，向司机“发号施令”派车，“周师傅，出个车，把司令员的娃娃接回来!”当天傍晚，一辆苏制吉姆牌高级轿车从八一小学开回贺炳炎居住的院子。在学校憋了一个星期的孩子们欢叫着冲出车门，嬉闹声惊动了正在客厅休息的贺炳炎。贺炳炎走出门外，顿时两道浓眉拧得紧紧的。他把警卫员杨明松叫进客厅，严厉地说，“以后，我的娃娃不能用我的车去接。你坐公共汽车也行，喊个三轮车去接也行，这个专车是我工作用的，娃娃不能用!”杨明松低下了头，红着脸默默地听着。从此，他再也不敢用司令员的专车去接娃娃了。

　　1956年9月17日，朱德在中共八大上的发言中有这样一句话“共产主义者应当是没有私心的人。”这是朱德身居高位时严格律己的基本准则，更是他贯彻共产主义信仰的真实写照。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他坚决不要元帅工资，直至他去世的21年间，从未领过元帅的工资。跟随朱德多年的秘书郭仁后来回忆说“委员长从来没有拿过元帅的工资，委员长逝世后大家才知道这件事。”在生活上，朱德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尤其是在担任中央重要领导职务后，每顿饭也都是三菜一汤，三盘菜是两素一荤。早上洗脸也舍不得多放水，朱德总是对服务人员说“要注意节约，节约一滴水、一分钱。自来水不是自来的，不能浪费。有钱不能乱花，要支援国家建设。”平时，朱德穿的都是旧衣服，破了补上补丁继续穿。连床上的被褥和床单都是打着补丁用了二三十年的，子女们和工作人员要给他换新的时，他总会说“衣服被子只要整齐干净就好，补补能穿能盖，何必买新的给国家节约一寸布也是好的。这比战争年代好多了，那时一件衣服要穿多少年!”1959年，他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后，接见外宾较多，考虑到国际影响，工作人员准备为他做两套新衣服，好在参加外事活动时穿，他就是不同意“我的衣服不是很好嘛!把钱省下来可以支援国家建设嘛!”后来经过各方面人员的共同劝说和动员，他才勉强同意只做一套新衣服，并且坚持自己出钱。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家里来往的客人多，亏欠了50多斤粮食，工作人员想让机关补上。虽然这是政策允许的，但朱德还是很坚决地拒绝了这个建议——他不愿意享受特殊照顾，不愿意让国家多为他花一分钱。最后，朱德坚持和一家人吃菜糊糊，硬是用“以瓜菜代粮食”的办法把亏欠的粮食全部补了回来。朱德生前不止一次讲过我只有两万元存款，这笔钱不要动用，不要分给孩子们，作为我的党费交给组织。他还曾对孙辈们说“我是无产阶级，我所用的东西都是公家的，我死后一律上交国家。我最珍贵的是屋里那张毛主席像，可以留给你们;我读过的书，你们可以拿去读。”晚年的朱德更加珍惜时间，每天睡眠时间很短，到了吃饭的时候，总得再三催促才能走出办公室。他总是说“我能做的事情就应该去做，这样可以为毛主席分担一些工作，年轻的同志也可以腾出手来做我做不了的事情。”有一次，女儿朱敏劝他“你是近90高龄的人了，这样会吃不消的。”他认真地说“人活着是为什么活着就是要工作，要革命!”有时孩子们也劝说“爷爷，你要注意保重身体啊!”他总是说“有多少工作需要去做啊!时间很宝贵。共产党员要全心全意为无产阶级服务，生死不顾，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1989年5月31日，在征得陈云、李先念同意后，邓小平找李鹏、姚依林进行了一次长谈，这次谈话的核心内容之一是选什么样的人进中央领导班子。

　　邓小平深知选人重于泰山。他结合自身经历讲了一段党史，他说：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成熟的领导集体。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从陈独秀起，一直到遵义会议，没有一届是真正成熟的。在这中间有一段时间，说是要强调工人阶级领导，就勉强拉工人来当领导。我们党的历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领导，是从毛刘周朱这一代开始。那么，改革开放后，怎样选出“成熟”的领导人和领导集体呢?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讲了五条标准。

　　选改革者。改革大业不半途而废，改革巨轮顺利航行，必须选坚定的改革者。其一，选改革者是最重要的一条。邓小平说：“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这是最重要的一条。这是向人民亮相啊!人民是看实际的。”其二，选改革者是大局。邓小平指出：“有一个新的改革的面貌，是确定新班子成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不是九分九，而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要看到这个大局。”其三，不选改革者就会经常闹事，就会永无宁日。邓小平强调：“如果我们摆一个阵容，使人民感到是一个僵化的班子，保守的班子，或者人民认为是个平平庸庸体现不出中国前途的班子，将来闹事的情形就还会很多很多，那就真正永无宁日。”

　　邓小平强调选改革者是因为只有改革才能救中国、发展中国、强盛中国，决定改革大业的成败在于改革者、在于改革者在改革历史进程中大有所为。

　　选开放者。放眼世界搞改革，打开国门搞建设，选开放者同样决定中国命运。邓小平交待了两点：一是不许关门，封闭就会造成灾难。邓小平说：“关门可不行啊，中国不可能再回到过去那种封闭时代。那种封闭的方式也造成了灾难啊，例如‘文化大革命’。在那种状态下，经济不可能发展，人民生活不可能改善，国家力量也不可能增强。现在世界的发展一日千里，每天都在变化，特别是科学技术，追都难追上。”二是要干起来，大开放。邓小平指出：“一个好班子，搞改革开放的班子，就要明白地做几件开放的事情。凡是遇到机会就不要丢，就是要坚持，要干起来，要体现改革开放，大开放。”选开放者，邓小平进一步设想：我们要再造几个“香港”，就是说要开放，不能收，要比过去更开放。不开放就发展不起来。我们本钱少，但可以通过开放，增加就业，搞税收，利用地皮得点钱，带动发展各行各业，增加财政收入，获得益处。

　　邓小平强调选开放者是因为开放才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走向民族复兴。

　　选实干者。实干兴邦，威信来自干实事、干成实事。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干者，特别是把在改革开放中干出实绩的人选进中央领导班子是邓小平一贯的用人标准。他指出：“一个是组成具有改革开放形象的中央领导班子，使人民放心，这是取信于民的第一条。第二条是真正干出实绩，来取信于民。”邓小平还考虑一个更深层次的长远问题，即新当选的中央领导人和新组建的中央领导班子，怎样在较短时间内树立威信，邓小平深知靠老同志的威望和提携都不是长久之计。他的办法和出路就是“实干”，邓小平说：“新的领导机构应该做几件改革开放的事情给大家看。三个月内，半年内，形象就可以树立起来了。”他还交待说：“新的领导班子一经建立了威信，我坚决退出，不干扰你们的事。”总之，“取信于民，要干出实绩”。

　　邓小平强调选实干者是由党的中心任务、党的阶段任务、党的历史任务所决定的。

　　选公认者。邓小平说：“我诚恳地希望，在选人的问题上，要注意社会公论，不能感情用事。要用政治家的风度来处理这个问题。”公认，邓小平强调：“使党内信得过，人民信得过。”邓小平用“诚恳”二字讲“公认”和两个“信得过”，怎样识别公认者和信得过者。在这次谈话中，他提出四条原则：一要在改革开放方面做出实绩。二要在四项基本原则方面坚定不移。三要在反腐败方面动真格的。四要在团结方面不搞小圈子。

　　邓小平强调选公认者是由党的性质、人民的愿望、社会的稳定所决定的。

　　选人“三要”。一是“要抛弃一切成见，寻找人民相信是坚持改革路线的人”。二是“要抛弃个人恩怨来选人，反对过自己的人也要用”。三是“考虑人的角度，也要深化，这也是一种改革，是思想上的改革，思想上的解放”。邓小平讲的“三要”，核心是用坚持和敢于改革的人，在这个前提下摒弃个人私见，以党的大业为重，放宽视野选人。也就是说，在深化改革用人思路和方式中选“准”人。

　　邓小平强调“三要”是由党的新老交替、党长期执政、执政有力所决定的。

　　在改革开放时代选党的中央领导人，邓小平特别强调两点：其一，“进入新的政治局、书记处特别是会的人，要从改革开放这个角度选”。其二，“我们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将他们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要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实意要搞改革开放”。

　　总之，选改革者、开放者、实干者、公认者以及“三要”思路是邓小平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最终取得胜利的历史时期的主要用人原则和标准。

　　邓小平最后明确讲：“我请你们把我的话带给将要在新的领导机构里面工作的每一个同志。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待。”邓小平关于怎样选好中央领导人的五条标准集中体现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一文中。

　　1941年，由于受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的影响，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生活条件极其艰难。办事处的财务工作重担由中共南方中央局常委、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董必武掌管。为了维持办事处机关的正常运转，董必武殚精竭虑地拨打着这把“小算盘”，亲自制定机关伙食标准，实行包干调剂。为了改善办事处的生活状况，董必武在处理千头万绪的工作的同时，对办事处机关的伙食开支严格管理和监督，他要求办伙食的同志既要想尽办法改善领导和同志们的伙食，又决不能乱花一分钱。有一个月，在月底伙食费结算时，账面上有六角钱的开支平不了。为此，董必武十分自责，坚持要做检讨，许多身边同志都安慰董老“六角钱不是大数目，没必要小题大做，也不用做检讨”。董老对身边的同志们说“我们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费铺张的权力。”之后，董必武执意在机关大会上作了检查，并亲自向党中央写了检讨信。

【篇10】党史经典故事

　　梁斌从1948年底到1952年初，在襄阳工作了五个年头，领受了四个第一。即第一任宣传部长，第一任襄阳日报社长，第一任党校校长，第一任团青委书记。在这里留下了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亲手创办襄阳建国后第一张报纸《襄阳日报》等足迹，同时也为孕育《红旗谱》、《翻身记事》等宏篇巨著积累了丰富的素材。最终，梁老以其常人无法想象的执着，为人们留下了以《红旗谱》为代表的数百万字的宝贵文化财富。可是，就是这样一位享誉海内外的文学巨匠，一位功勋卓著的革命者，一位完全有资格高官有位、享受特殊的人，却三辞官。梁斌第一次辞官是1952年。那是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亲自点将，调他担任新武汉日报社社长。上任不到一年，他就辞官，为写他的长篇巨著《红旗谱》。随后，他调任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只做一个机关党支部书记。第二次辞官，是梁斌辞去中央文学研究所机关党支部书记，以便专心创作他的《红旗谱》。第三次辞官，是梁斌找到中组部的领导要求辞去职务，那位领导准备安排他到天津去当副市长，又被他辞掉了。后来梁老终于如愿，在河北省文联挂了个名，从此专心地创作《红旗谱》。别人是官越做越大，他却主动要求越做越小。

【篇11】党史经典故事

　　今天给大家说说马本斋母亲绝食殉国的故事，1941年6月，马本斋率部参加青大战役，来到家乡献县东辛庄。回民支队数月间作战27次，战绩赫赫，打得盘踞河间的日军山本联队胆战心惊。日军指挥官山本大佐听说马本斋最孝敬母亲，便决定抓捕马母白文冠逼降马本斋，乘机消灭回民支队。

　　马母白文冠被捕的消息传到支队，战士们纷纷要求攻打河间救白老太太。马本斋一眼识破这毒计，他强忍悲愤劝告大家：“咱们要以党的事业和抗战大局为重，决不能上敌人的当！”

　　白文冠到河间后，山本假惺惺地要为其压惊，她声色俱厉地说：“我是中国人，不吃日本的饭！”山本讨了没趣，遂领宪兵队连夜审讯。

　　伍长左次身挎战刀，目光凶狠地审问白文冠有几个儿子、叫什么名字，她昂首答：“他们都叫‘抗日’！”第三天，白文冠开始绝食，决心以死报国。受到山本威胁的远房亲戚佟万城夫妇几次劝她吃饭，她微微喘息着说：“孩子们，别糊涂了。为了赶走鬼子，多少人丢了命啊。到河间来，我就没想活着回去。咱可不能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主啊。你们说给本斋，他娘死得值。要他好好打鬼子，就是对娘尽孝了。”

　　1941年10月4日，绝食七日的白文冠以身殉国，时年68岁。

　　白文冠牺牲后，马本斋及回民支队全军戴孝。他眼含泪水，强压怒火，在母亲遗相前肃立许久，奋笔疾书：“伟大母亲，虽死犹生；儿承母志，继续斗争！”冀中党、政、军、群各界，遂为白文冠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延安各界也组织了悼念活动。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致电冀中军区，称赞：“中国人民有这样的母亲，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光荣，中国妇女的光荣，而且是中华民族不会灭亡的具体例证。”

　　经过这一考验，马本斋对党和民族更加忠诚，奋不顾身地战斗在抗敌的最前线。两年后，身经百战，率部所向披靡，屡建奇功的马本斋积劳成疾，病殁军中。朱总司令写下的挽联：“壮志难移，回汉各族模范；大节不死，母子两代英雄。”

【篇12】党史经典故事

　　红九军廿六师七十八团团长刘德全，出生于湖北随县双河观音堂黄家湾，家有田地三百二十亩，宅院两栋，算得上是富豪之家。然而，出生在这个大地主家庭的刘德全，却毅然与家庭分道扬镳，卖掉自己的土地，筹集革命经费。

　　1926年，25岁的刘德全踏上了革命之路。回到家后，他开始走家串户和农民交往，常常与佃户谈到深夜，有时还和长工同宿。他还经常给母亲及家里人讲什么打土豪、分田地、不信鬼、不求神，中国的出路只有闹革命等等。

　　他曾对母亲说：“我们家要对佃户、长工、乡里邻舍客气些，要尊重人家。贫苦农民有困难，我们要尽量帮助，也可以拿钱拿粮周济穷人。”他还劝母亲烧掉契约，把田分给佃户。

　　刘德全的这种行为使这个地主家庭尤其是四哥刘稻轩大为恼火。他暴跳如雷，气急败坏地说：“不得了，家门不幸，竟出了个不孝子孙，这个家非给他败了不可!”他还捶胸顿足地对弟弟刘德全吼道：“我们分家算了!”

　　刘德全毫不示弱，他警告老四他们：“天下是要变的，工农阶级要翻身解放，任何人也挡不住!”刘氏兄弟就此分了家。

　　1928年秋，刘德全以新集乡联保主任名义组织了地方自卫武装，他将家中的田地卖掉二十亩作为经费。1929年春，他又建立了新集乡公所农民自卫队。他率部击溃了几股土匪，还处决了多名当地农民痛恨的土豪劣绅。此后，农民纷纷参加自卫队，不久，刘德全在新集正式成立了新集农民自卫队。

　　1930年夏，刘德全率领农民自卫大队参加了枣阳蔡阳铺武装暴动。6月9日，红军七十八团正式成立，刘德全任团长。

【篇13】党史经典故事

　　、1970年，吴永光调任武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后，配了一部专车。但他除了外出办事，一般很少用车，上下班20多分钟的路程从来走去走回。一次，他最喜欢的小女儿吴笑娜请老师到家里教小提琴，离开时突然下起了雨。小女儿想用车送送老师，吴永光坚决不同意，说“你送老师是私事，不能用公家的车。”最后，女儿只好打着雨伞，一步一脚泥水，送老师去坐公共汽车。后来，吴永光病重，长期在军区总医院住院，而他的汽车停在大楼门口。二女儿吴笑春在隔壁楼上班，一天又是下大雨，她赶着要去火车站买出差的火车票。吴永光的司机看不过去了，说“我开车送你吧!”吴笑春婉言谢绝了“爸爸都不随便用车，我办自己的事就更不能用了。我还是坐公共汽车去吧。”说完，就撑伞走向了瓢泼大雨之中。

【篇14】党史经典故事

　　如果让生命早生50年

　　是卷缩在破庙的一隅

　　还是睡在闹市的垃圾箱

　　不，那是祖辈的时代，

　　我的时代充满富足的阳光

　　如果让生命早生40年

　　向罗霄山脉，向巍巍井冈

　　刀枪在青纱帐里闪亮

　　不，那是父辈的时代，

　　我的时代充满和平的花香

　　如果让生命早生30年

　　明亮的夜晚，升起冲天的开国礼炮

　　战争遗留，无数瓦砾和破壁残墙

　　向荒凉的戈壁，向不毛的沙岗

　　攀上脚手架迎接初生的太阳

　　不，那是兄长们的时代

　　我的时代充满科学的幻想

　　如果让生命早生10年

　　大字报的风雪漫天飞舞

　　小报告的短剑寸断肝肠

　　是在街头高呼“打到”

　　还是在“帽子店”里跑堂

　　是在牛棚里孤守残灯

　　还是在通向火葬场的路上

　　不，那是我少年的时代

　　我的时代充满奔“小康”的希望

　　如果我一天也不早生

　　我绝不怨恨生不逢时

　　我为生活在这伟大的时代而欢畅

　　如果我能一百次获得生命

　　就一百次去实现理想

　　前人已埋下幸福的种子

　　让她长成大树留给后人乘凉

　　伟人曾经呼唤的那支桅杆，

　　已傲然航行在大洋上

　　除却百年阴霾，太阳重放光芒

　　大汉的丝绸古道已走进地球的每个小巷

　　大唐的诗篇正融入不同肤色人种的心房

　　地球的每个角落都有“中国制造”

　　世界的每个大洲，都在研读孔子思想

　　我知道，权与欲的肿块也在演变

　　我知道，有些见不得人的阴毛在疯长

　　请相信我，他们终将被收拾干净

　　因为与时俱进，我们有这个力量

　　如果我也到了老朽之年

　　我要学那溶金般的落日

　　放射出最后一片霞光

　　我要学那无私的春蚕

　　献出最后一根丝给人们剪裁新装

　　是的，这就是我的时代

　　伴随共和国成长的一代人啊

　　我就是这样富于幻想

　　因为前辈的道路充满荆棘曲折

　　而我的时代又是这样灿烂辉煌

　　我们不能愧对在血与火中开辟的父兄

　　我们不能只给后辈留下财富而没有思想

　　我相信祖国的前程不会一马平川

　　我相信忧愁和烦恼终会被歌声荡尽

　　泪花是在为欢笑流淌

　　鼓起生命最后的风帆吧

　　向二十一世纪的——远航。

【篇15】党史经典故事

　　七月，铭刻着一个执着的信念;

　　七月，牵动着我们永恒的眷恋;

　　100年前，黄浦江畔、嘉兴船上，

　　诞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中华民族像雄狮觉醒，

　　全国人民看到了希望。

　　100年，光阴流转，

　　100年，风雨如磐!

　　秋收起义的号角揭开了战斗的序幕，

　　南昌城头打响了人民军队的第一枪，

　　井冈山上战旗猎猎作响，

　　瑞金的红色政权歌声嘹亮。

　　李大钊横眉冷对军阀的绞索，

　　瞿秋白大义凛然笑赴狰狞的刑场，

　　董存瑞粉身碎骨开辟前进的道路，

　　杨子荣孤胆勇斗疯狂的匪帮……

　　先驱的热血染红了大地，

　　共和国的旗帜高高飘扬。

　　是春雨，是舵手，拨正了前进的航向，

　　是基石，是砥柱，凝聚了中华民族的力量。

　　建三峡，抗洪魔，战SARS，

　　一项项伟业永远铭刻在人民的心坎上;

　　收港澳，办奥运，飞神七，

　　一桩桩盛事永远载入共和国的史册上;

　　汶川地震集结起亲情中国所有爱心的力量，

　　世界之林树起巨人的光辉形象。

　　事实是最好的见证，

　　是唯一的标准衡量;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没有共产党，就不能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开创。

　　我们歌颂伟大的党，我们赞美光荣的党，

　　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

　　我们将更加努力，奋发图强，

　　用马克思列宁主义、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实践，

　　用“两型”理念繁荣市场，

　　用我们的青春和智慧辛勤耕耘在“老街新区”建设上，

　　用胜利迎接更大的胜利，

　　从辉煌走向更大的辉煌。

【篇16】党史经典故事

　　1980年1月，主持总参工作的杨勇，为欢送调离总参的李达、张才千，欢迎调来总参工作的张震，在京西宾馆请他们吃饭共花去400元。事后有人举报他们公款吃喝，当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的黄克诚知道后，并没有因为杨勇、张震是老部下且事情不大而放宽要求。他严肃批评了这一做法，指示“要查，不管涉及天王老子都要查，不仅要查，还要处理，谁出主意谁出钱。”在旁人看来，黄克诚这种做法是撕破脸皮，不顾杨勇、张震和他当年共同浴血奋战结下的深厚战斗情谊，其实不然。听说黄克诚要查这件事，杨勇当时认为这是在小题大做，心生不快。但当黄克诚给杨勇打电话说“你官大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了!”杨勇放下电话，立马就赶到黄克诚那里，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说不用查了，是我的主意，随后杨勇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400元补上饭钱。并作了检讨，了结了此事。

【篇17】党史经典故事

　　土地革命时期，方志敏曾是模范根据地的创建者。作为根据地最高首长，他规定，从自己开始，所有干部一律减衣缩食，每天只有四分钱菜金。有一次，他的妻子要做演出服，便从红军在白区缴获来的物品中要了一块绒布。方志敏知道后，马上把妻子批评了一顿，并要求她立即送回。方志敏也有不“抠门”的时候。那时，部队向外购买一支枪，要花50块银元“天价”。买一批枪，花掉的钱堪称巨资，他一点不含糊，果断批准。

【篇18】党史经典故事

　　1952年11月的一天，江苏省吴江县人民政府县长杨明突然接到一封北京来信。信中写道“县长同志，中财委陈主任的姐姐陈星……据说县政府对她很照顾，谢谢你们……请你们查一下，每月接济陈星多少钱(或多少米)，已经接济了多少次。陈主任讲，现在补贴增加了，干部家属不必再要公家接济。请你们于12月份起，即停发陈星的接济费用，不必客气。以后由陈主任自行帮助解决。盼你们即(及)早复一回信，至盼!”信末署名为“中财委办公室”，时间是1952年10月27日。信中所说的陈主任，就是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经济委员会(中财委)主任的陈云。接到来信，杨明感到非常突然，他清楚当时国家工作人员的经济状况。而陈云一家七口，需要接济的亲戚又多，是当时中南海有名的困难户，其“自行帮助解决”，实在有点难。因此，杨明并没有照来信说的去及时办理。不料，一个月后，北京的第二封信又来了。信上说“吴江同志，我们于上月27日寄去一信，请于12月份起停发陈之姐在你县所领的家属优待费，但至今尚未接到回信。因陈现在供给较前提高，所以提出应自己补助其姐。但究竟过去由县政府补助多少，请即告知。并请即告处理情况，为盼!”这次的署名是“中财委秘书室”，时间是11月28日。这两封信，虽然不是陈云亲笔所写，但很显然，表达的都是陈云本人的意思。原来，陈云自小家境贫寒，且两岁丧父，四岁丧母，尽管生活上有外婆和舅舅一家照顾，但年幼的陈云一直由姐姐陈星照看。因此，陈云一直把照顾好姐姐的事放在心上。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考虑到陈星当时年过半百、独自一人生活、又没有收入来源，陈云便托当时的苏南行署主任管文蔚给陈星捎过一些钱接济她的生活。1950年4月，又将陈星接到北京想更好地照顾她，因陈星不习惯，在北京只住了6个月就回到了吴江。陈星重新回到吴江后，当地政府根据情况对陈星发放了一定的家属优待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