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犯罪嫌疑人沈某为谋取不法利益，从某小区开发商处购买该小区业主信息2000余条后，将上述信息出售给家装公司人员刘某，非法获利人民币3000余元。刘某在获取上述信息后主要通过手机号码联系业主推销自己的装修业务。

　　【评析】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沈某非法获取并出售的信息是属于公民个人信息中的普通信息还是“敏感信息”，其行为是否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即公民个人信息中“敏感信息”的认定到底是一种单纯的客观评价，还是需要结合行为人非法获取信息的主观目的和信息用途进行综合判断？

　　《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而两高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将公民个人信息划分为3类，并根据信息的敏感程度设置了不同的起刑标准。其中，第一类信息为行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以及财产信息，入罪标准为50条以上；第二类信息为住宿信息、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等其他可能影响人身、财产安全的公民个人信息，入罪标准为500条以上；其他的一般公民个人信息入罪标准是5000条以上。因此，有观点认为鉴于第一、二类信息的入罪标准较低，实践中宜严格把握其范围，在认定具体信息类别时，不仅要看其是否符合该信息类别的一般特征，还应该判断行为人的主观目的，虽然行为人获取的信息符合第一类或第二类敏感信息范畴，但如果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并非用于实施针对人身或者财产的侵害行为，应当结合其主观目的，对其适用一般公民个人信息的入罪标准即5000条比较妥当。按照上述观点，本案中的信息虽然包含了业主的房屋交易记录，属于《解释》中第二类敏感信息，但行为人获取信息并非用于实施针对人身或者财产的侵害行为，将信息出售给家装人员也是被他们用于推销装修业务，应作为普通的公民个人信息对待。

　　对此，笔者认为，将敏感信息的认定与信息用途联系起来，按照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进行综合判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该观点与《解释》第六条规定是存在矛盾的。《解释》第六条规定，为合法经营活动而非法购买、收受第一类和第二类敏感信息以外的公民个人信息，并具有获利五万元以上、曾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受过刑事处罚等情形之一的，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该规定是针对为合法经营活动而购买、收受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设置的专门的定罪量刑标准，属于特殊出罪条款。司法实践中，行为人获取信息的用途易于查证，但其出售或提供信息后下家的用途则难以查证，其如何保证下家不会将敏感信息用于实施针对人身或者财产的侵害行为？而其主观上完全能够预见到信息扩散后可能会被用于上述侵害行为，所持的是一种放任的心态，虽没有积极追求，却也并不反对。

　　综上，《解释》已经根据信息的内容进行了信息类别划分及社会危害性大小的判断，并设置不同的入罪标准，在具体的办案过程中就不应该对信息类别进行再次判断，在认定“敏感信息”时只需进行单纯的客观评价，行为人非法获取信息的主观目的和信息用途则可以作为犯罪情节在量刑时加以考虑。

　　刑法修正案（九）将刑法第253条之一修改为：“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将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单位犯前三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款的规定处罚。”从以上条文内容可以看出，刑法修正案（九）在刑法修正案（七）的基础上再次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纳入修改的范围，且修改幅度较大，在司法实践中亟须正确理解和适用。

　　“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

　　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制定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因而如何确定个人信息的概念和范围，是一个重要问题。公民个人信息，是指公民个人不愿为一般普通社会公众所知，并对公民个人有保护价值的信息。在刑法语境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意指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即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不被他人非法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的一项人格权。该条文规定的公民个人信息即为任何单位或个人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从信息的内容看，其涉及公民的个人隐私权。刑法修正案（九）将犯罪主体扩大到一般主体，而不仅局限于刑法规定的国家机关、金融、电信、交通、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

　　笔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应当是“与公民个人密切相关的、其不愿被特定人群以外的其他人群所知悉的信息”。

　　“出售、提供、获取”是否为非法的适用理解

　　刑法修正案（九）将刑法修正案（七）所规定的“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中的“非法”予以删除。笔者认为，此举既是一种立法应然的理性价值取向，同时也是一种立法应然的规范取向。事实上，“出售、提供、获取”行为本身即侵犯了公民的个人隐私权，这种行为无论从何种角度来说，都是违背公民之主观愿望而“非法”的。由此，笔者认为，“出售、提供、获取”之“非法”并非指出售、提供、获取手段或者方法行为的性质，而是指行为人的出售、提供、获取行为在本质上就是非法的。不能单纯以获取、出售、提供行为违背法律禁止性规定予以认定，即行为人只要没有出售、提供、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法律依据或者资格，也没有得到公民个人的许可，就可能构成犯罪。

　　对于“出售、提供、获取”的方式，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不多，笔者认为，无论以何种方式出售、提供、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只要其超越了公民个人相应授权和许可，即没有出售、提供、获取资格或者根据的人，以窃取或者其他方法出售、提供公共服务提供者在服务过程中收集或者发布公民个人信息的，即可认定为“非法”。易言之，刑法既要制裁公共服务提供者将自己保有的公民个人信息非法出售、提供给他人的行为，又要处罚他人侵犯公共服务提供者对公民个人信息之保有状态的行为。从这个层面上看，出售、提供、获取等方式均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之行为。公民在接受公共服务时,相关单位也应对其所保存的个人信息予以保密，如擅自获取并出售、提供给他人或单位，只要造成相应的严重后果，也应追究其刑事责任，而能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之主体，无论其出于何种目的或主观愿望，皆不能擅自通过任何手段、方式获取公民个人信息。

　　“出售”与“提供”之间有何区别与联系

　　刑法修正案（九）第17条第1款、第2款将出售与提供行为并列表述。有观点认为，所谓的出售，是指以获得对价为目的的提供行为；提供，是指不以获得对价为目的的提供行为，出售与提供两者是并列关系。该观点值得肯定的地方在于其认为出售亦是一种提供行为，但对于提供须具有不以获得对价的目的的看法。笔者认为，该观点值得商榷。

　　从语义上分析，“出售”是指将自己掌握的公民信息卖给他人，自己从中牟利的行为；“提供”是指不应将自己掌握的公民信息提供给他人（包括单位和个人）而予以提供的行为。易言之，提供并非指不以获得对价为目的的提供行为，立法上对其主观目的并无限制；而出售是指以谋取对价后将某物提供给他人，其亦属提供行为的一种。如果认为出售行为比单纯的提供行为具有更为严重的主观恶性及客观危害，则在罪状的表述上应能体现出来。但遗憾的是，不管是刑法修正案（七）抑或刑法修正案（九），从罪状的表述上看，出售与提供行为均为并列关系，两者在达到情节严重后，均可入罪惩治，并无量刑上的差异。如若认为出售与提供行为危害性方面无异，那么出售也是一种提供行为，直接规定提供行为即可。可见，刑法修正案（九）将出售与提供行为进行并列表述的方式有待商榷。

　　关于“情节严重”的理解及适用

　　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情节严重”的认定，目前尚无司法解释作出规定。笔者认为可依次考虑三个因素：一是只要该信息被用于实施犯罪活动，均可认定为情节严重；二是看是否严重危及公民个人的正常生活，或者给公民个人带来较大经济损失或导致其他后果；三是在无法认定前两者的情况下，根据出售、提供或者获取信息的数量、次数加以确定，其中，在出售的情况下还包括获利金额，在提供、获取的情况下还要考虑手段的恶劣程度或者支付的对价金额，等等。即情节是否严重，可以从出售、提供、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数量、次数、获利金额、手段、持续时间、动机目的、危害后果等多个方面进行综合判定。具体而言，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判定为情节严重：

　　1.利用出售、提供、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实践中，有些行为人出售、提供、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是为了拓展公司业务或是个人人脉，有些行为人则是为了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其主观恶性差异较大。对于为了实施违法犯罪目的而获取、使用公民个人信息的，应当属于情节严重。

　　2.出售、提供、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对公民合法权益造成严重损害的，其中包括造成公民严重精神损害或者重大经济损失。严重扰乱公民正常的生活、工作和学习的，应当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造成了严重后果，应确定为情节严重。当然，并非只有犯罪后果实际发生才构成情节严重，可以结合犯罪结果的发生与否，或是特定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所面临的风险大小来确定是否属于情节严重。一般而言，产生实际损害的情节重于面临极大风险的情节。

　　3.出售、提供、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手段恶劣的。有的行为人为了达到出售或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目的，往往会额外实施一些辅助行为；有些行为人则是组织化、规模化或者用恶劣手段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因而，就行为方式而言，行为人以暴力、胁迫、欺诈等方式，或纠集、雇用多人出售、提供、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视为情节严重。

　　4.利用所掌握的公民个人信息从中获利数额较大的。即行为人出售公民个人信息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数额较大的标准，可以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相关犯罪立案标准综合确定，笔者认为，出售公民个人信息获利数额达5000元以上的，可确定为情节严重。

　　5.其他应当认定为出售、提供、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行为。虽未达到以上标准，但综合考量案件的全部情况，有两个以上情节接近以上标准，或者有一个情节接近以上标准，同时具有其他从重情节的，也应当认定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

　　(作者单位：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检察院、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检察院、广东省珠海市人民检察院)

韩某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

2014年初至2016年7月期间,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人员韩某利用其工作便利,进入他人账户窃取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每月更新的全市新生婴儿信息(每月约1万余条),并出售给黄浦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人员张某某,再由张某某转卖给被告人范某某。直至案发,韩某、张某某、范某某非法获取新生婴儿信息共计30万余条。

2015年初至2016年7月期间,范某某通过李某向王某某、黄某出售上海新生婴儿信息共计25万余条。2015年6、7月,吴某某从王某某经营管理的大犀鸟公司内秘密窃取7万余条上海新生婴儿信息。2015年5月至2016年7月期间,龚某某通过微信、QQ等联系方式,向吴某某出售新生婴儿信息8千余条,另分别向孙某某、夏某某二人出售新生儿信息共计7千余条。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8月18日以韩某等8人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批准逮捕,11月25日提起公诉。2017年2月8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分别判处韩某等8人有期徒刑七个月至两年三个月不等。

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到来,个人信息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获取经济利益的现象逐渐增多,相关灰色产业链已初现雏形,其中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社会影响尤其恶劣。本案涉及国家工作人员与销售商勾结,买卖婴儿信息数量达几十万条,给家庭生活造成困扰,案件引发社会关注。

检察机关认真办理该案,取得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一是有力监督,有效追诉。浦东新区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派员提前介入,会同公安机关从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数量、方式、来源、动机及后果等方面进行全面考量。在审查逮捕过程中,发现孙某某、夏某某等人的行为已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遂向公安机关发出直接移送审查起诉建议书。二是制发检察建议,延伸办案效果。针对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窃取公民个人信息的情况,浦东新区检察院向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出检察建议,要求其从系统账号密码专人专用、使用留痕,签订岗位保密协议,建立事后备查制度等方面进行整改完善,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收函后立即采取相应措施进行整改,并将相关整改落实情况由专人至区检察院进行通报,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张某某、姚某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利用恶意程序批量非法获取网站用户个人信息的,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2015年6月,被告人张某某在登录浏览“魅力惠”购物网站时发现,通过修改该网站网购订单号可以查看到包含用户姓名、手机号、住址等内容的订单信息。为谋取利益,张某某委托他人针对上述网站漏洞编制批量扒取数据的恶意程序,在未经网站授权的情况下,进入该网站后台管理系统,从中非法获取客户订单信息12503条,通过QQ等联络方法将上述客户信息分数次卖给被告人姚某某,获利人民币5359元。被告人姚某某购得上述订单信息后,又在网络上分别加价倒卖从中牟利。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于2015年9月30日以涉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对张某某批准逮捕,于10月20日以证据不足对姚某某不批准逮捕,并要求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此案提起公诉后,2016年3月29日,黄浦区人民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张某某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判处姚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本案通过网络实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在远程、非接触的状态下跨省区、多地域完成,作案手段技术含量高,涉案人员关系松散,特别是犯罪活动涉及的电子证据源中电脑、QQ、移动存储介质、手机、银行卡等证据的数据提取、固定、转化和验证等给案件取证工作带来一定困难,增加了检察机关在案件审查逮捕中的工作难度。

检察机关从多个方面加强案件指导和审查,确保案件质量和监督效果。一是注重引导案件侦查,确保取证工作扎实到位。鉴于案件系当地首例以黑客手段窃取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公安机关立案后即商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检察机关高度重视,会同公安机关刑侦、网安等部门商讨案情、引导侦查。检察机关就捕前侦查取证方向、证据标准规定、所涉罪名法律适用等问题与公安机关进行详细分析沟通,有效提升案件侦办的效率和质量。如针对犯罪嫌疑人主要犯罪手法系利用恶意程序批量扒取网站用户信息的手段,检察机关对所涉现场勘验检查、远程勘验记录、电子证据检查、作案工具扣押等环节的取证要点与规范要求予以明确,确保证据收集工作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二是严格案件证据审查,确保核心证据固定。本案证据体系中,认定犯罪事实的核心证据之一系犯罪嫌疑人非法获取公民身份信息的电子数据。如果该核心证据缺失,即使犯罪嫌疑人作有罪供述亦难以定罪处罚。犯罪嫌疑人姚某某移送审查逮捕过程中,检察机关对电子数据仔细比对后发现,有关姚某某非法获取公民数据信息情况的鉴定意见存在重大瑕疵,难以作为定案依据,需重新鉴定,故综合案件证据情况,对姚某某作存疑不捕决定,同时向公安机关说明不捕理由并提出五条补侦建议。公安机关根据上述要求逐一进行补侦,待证据达到要求后移送起诉,后法院对姚某某作出有罪判决。三是重视后续跟踪指导,确保案件质量过硬。加强不捕案件补侦工作的指导监督。姚某某案中鉴定意见存在重大瑕疵,检察机关在该案补充侦查过程中多次与鉴定人员联系沟通,重新梳理证据情况,明确相关鉴定要求,及时修正证据瑕疵问题。加强捕诉联动交流。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与公诉部门围绕案件定性、证据认定、涉案情节等疑难问题进行充分沟通,形成统一意见。庭审中,公诉人运用充分证据指控犯罪,张某某、姚某某均供认指控事实,庭审效果良好。

章某某等诈骗、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后,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构成数罪的,依法予以并罚

2016年初,被告人章某某到广东省河源市租住源城区建设大道德欣豪庭C2栋1201室,准备手机等作案工具并通过互联网非法购买公民个人信息12555条。2016年3月至4月间,被告人章某某先后雇佣被告人汪某某等三人在该租房内,通过拨打章某某事先从网上购买的学生个人信息上的家长联系电话,冒充“学校教务处”、“教育局”工作人员,以获取国家教育补贴款为由,诱骗学生家长持银行卡到ATM机上转账至章某某掌控的银行账户,从中获取钱财。至被查获时,共拨打诈骗电话4392人次,骗取116200元。2016年4月期间,被告人章某某还伙同他人利用同样的手段实施诈骗行为,至被查获时,共拨打诈骗电话807人次,骗取他人钱财近3000元。

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6月3日以涉嫌诈骗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章某某、汪某某等人批准逮捕。此案提起公诉后,2016年12月14日,安溪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诈骗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被告人章某某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八千元;其他3名被告人以诈骗罪分别被判处一年至二年九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随着现代通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公民个人信息极易泄露。公民个人信息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交易,往往被不法分子大量窃取、利用,催生电信网络诈骗等关联犯罪,严重威胁公民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和社会管理秩序。打击利用互联网出售、提供、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切断其与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的犯罪链条,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犯罪发生,具有重要意义。本案中章某某等人通过百度及QQ向他人购买学生个人信息,拨打学生家长电话,先后冒充学校及教育局工作人员,以领取学生助学补助金为幌子,骗取钱财,不仅侵犯了学生及学生家长的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还破坏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和教育系统声誉,社会危害极大。本案的查处震慑了利用互联网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也有力地打击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郭某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将在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提供给他人的,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2015年3月至2016年9月1日间,被告人郭某某利用其原在某信息技术服务公司工作的便利和通过QQ群交换等途径,非法获取楼盘业主、公司企业法定代表人及股民等的姓名、电话、住址及工作单位等各类公民个人信息共计185203条,上传存储于“腾讯微云”其个人账户内。后通过QQ群发布信息,将上述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给他人,从中非法获利人民币4000元。

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9月30日以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郭某某批准逮捕。12月30日,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向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7年1月11日,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以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被告人郭某某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两千元。

当前,除行政管理机关和金融、电信、交通等单位接触大量的公民个人信息外,宾馆、快递等服务行业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也会获取大量的公民个人信息。单位、公司的个别员工为了获取非法利益,违反职业道德和保密义务,将在工作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资料出售或提供给他人,对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及正常工作生活造成了严重威胁,应依法严惩。本案被告人郭某某原在某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工作,该公司的业务主要是推广400电话服务。郭在工作中接触和获取大量包含公民姓名、所在公司、联系电话等信息,辞职后将工作中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上传至个人网络储存空间,利用QQ等社交软件与他人交换这些公民个人信息,并出售牟利。被告人郭某某出售、提供履职、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应当从严惩处。本案的处理有力地打击了将在履行职责、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提供给他人的犯罪行为。

鲁某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单位实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依法追究单位和相关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自2014年以来,犯罪嫌疑人鲁某利用网络QQ群寻找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的网友,向王某等人购买大量公民个人信息,通过QQ传输信息、支付宝转账、银行转账等方式进行交易。鲁某将获取的公民信息,按照类别通过QQ卖给一些电话促销人员,其中卖给王乙8万余条,非法获利6万余元。犯罪嫌疑人王甲通过QQ向他人购买“快递提取”软件程序,批量下载公民的快递订单信息10万余条。2016年5月8日,王甲将“快递提取”软件提供给鲁某,两人意图合作实现公民信息的资源共享。2016年5月11日,鲁某、王甲被山东省新泰市公安局民警抓获归案,查获两人存储的公民个人信息一千万余条。

山东省新泰市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6月16日以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鲁某、王甲作出批准逮捕决定,同时向侦查机关发出《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监督公安机关对另两名涉案犯罪嫌疑人新泰市××快递公司负责人和鲁某的下线王乙立案侦查。6月24日,新泰市公安局对××快递公司负责人和王乙以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立案侦查。目前,案件已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注重发挥法律监督职能,加强刑事立案监督,确保案件监督效果。一是提前介入,适时引导侦查。鉴于本案案情复杂,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对已经形成的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证人证言进行审阅,同时查看了侦查机关扣押的犯罪嫌疑人电脑中所存储的公民个人信息,就取证方向和证据的收集、固定向侦查机关提出了固定公民个人信息数据、资金往来账单、“快递提取”软件,制作电子物证检查笔录等建议,提高了案件的办案质量和诉讼效率。二是有效沟通,统一司法认识。针对公民个人信息和定罪量刑标准的把握,检察机关与公安、法院及时沟通,统一了执法思想和执法尺度。三是深挖线索,加强立案监督。检察机关审查案件后发现新泰市××快递公司负责人将K8软件和工号出卖给鲁某,用于查看和复制××快递公司的订单信息。王乙向鲁某购买公民个人信息约8万余条,交易金额达6万余元,王乙将购买的公民个人信息用于电话促销保健品。××快递公司和王乙均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检察机关启动了立案监督程序,新泰市公安局对××快递公司和王乙以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立案侦查。

籍某某、李某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特殊主体将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数量达到一般主体立案追诉标准一半以上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015年9月至2016年4月,被告人籍某某身为高邑县王同庄派出所民警,利用其在高邑县王同庄派出所工作的职务之便,使用已调离的前所长段某某的数字证书查询公安系统内公民个人信息3670余条,并通过微信向被告人李某某出售公民个人信息,非法获利共计19840元;被告人李某某将从籍某某处购买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给他人,非法获利42185元。

河北省赵县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5月21日以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籍某某、李某某批准逮捕。2016年12月14日,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向河北省赵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7年3月9日,河北省赵县人民法院分别以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被告人籍某某、李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五千元。

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籍某某利用公安民警的特殊身份,在掌握全国人口信息的平台上任意查询,并非法出售3670余条,比一般人员非法收集信息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应当认定其属于刑法第253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的情形,依法予以惩处。本案的处理有力地打击了将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提供给他人的犯罪行为。